华大基因公司董事长汪建活到100岁是可以,信我跟我来。.docVIP

华大基因公司董事长汪建活到100岁是可以,信我跟我来。 　　《财经天下》周刊=EW 　　汪建=WJ 　　EW：听说你只要看到华大员工在公司里打领带，就要上去揪掉，为什么？ 　　WJ：打领带和留辫子、穿长袍马褂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发展外延的一种现象。西装代表过去，中山装、列宁装也代表过去，唐装、长袍马褂更代表着过去。过去的东西我一般都说不反对，但是我绝对不会碰。 　　领带是法国和英国骑兵杀来杀去时戴的围巾，马跑起来围巾拎上去，不跑的时候弄下来，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带子，是随着工业革命兴起时的一个服饰变化。我认为，今天的世界需要生物经济，我们要突破工业经济思考模式，就从服饰外延表现开始。 　　EW：你会鼓励大家做一些超常规的事吗？ 　　WJ：鼓励。有一段时间，女孩子要是剃光头就给8000块钱现金奖励，男人戒烟就给5万块。 　　EW：你倡导的生物经济必须和工业经济、商业社会有所区隔吗？ 　　WJ：包括你们，很多人一张嘴都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思维，现在已经从工业革命向生物经济过渡。生物经济以人为本。从猎人、牧人、农民、工人，到信息时代，都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工业经济发展到今天，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已经过剩。过剩的同时，人们对生老病死、健康长寿，却只能听天由命。生物经济要改正这一点，以人为本，我的健康我作主，生老病死在我手中，这是人类最高境界。 　　把最高境界变成商业模式，就把我们变成高大上反面了。我们想站着也把钱挣了。 　　EW： 1990年代你们决定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很有前瞻性。 　　WJ：当时想过，可能不会赢。需要那么多钱，国家不给，我们可能会有负债，甚至会坐牢。我做事情往往会考虑最坏情况，想失败后怎么办？最好的结果就是可能只会留下一篇像《荷塘月色》那样的文章，留下点名。后来，中华世纪坛里面有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记录，就是堪比《荷塘月色》。 　　人类基因组计划最早由美国人提出，美国人答应研究成功出来后免费公开，英国政府就犹豫，要不要投入，就出现著名的buy one or get one free的争论，意思是花钱参与还是坐等其成？英国当时有一个富人决定资助本国科学家参与人类基因组研究。当时的德国，因为之前希特勒提出过种族优势论，在人类基因研究上矫枉过正，犹豫很长时间，最后德国政府也参与了。法国争议也非常大，发动全民捐助做起了这个研究。日本只要看到美国大哥干，就会跟着去起哄。 　　我们比较了各国模式后，希望政府支持我们。政府拖到最后不支持。我们就只能自己筹钱干。我从国外回来做了一个公司，在银行抵押了4000万，投入了3000万。当时技术不够成熟，或者成本过高原因，所有参与的企业最后都非常惨。 　　EW：完成这次基因测序后，你们还是受到了官方肯定，甚至在2003年成为中科院的一个正厅级研究机构。但在2007年你又带人“裸退”，南下深圳创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WJ：在基因领域，我们和中国所有战略目标都不符，还觉得自己对。“十一五”期间，我们得到的科研经费是零。 　　当时，主流方向是做功能基因组，我们认为是哲学上错误。我们认为要从头做到尾，不能急功近利，抄捷径。已经证明有明确功能表达的功能基因只占所有基因1%，当时认为把这些基因做好，其他99%都是垃圾，不用研究。就像天体领域，有人认为黑洞什么都不是，这是急功近利。 　　历史证明我们是对的。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在基因组中提“功能”两个字吗？最直白的话，存在就是合理，走捷径没用――一个国家得有一些人吃饱吃撑了的做点有意思的事，敢担当。 　　EW：华大整个创新体系是怎么营造出来的？ 　　WJ：吃饱后下一步做什么？吃得饱活得下去，我就做点前瞻性事情。当你跨越一个时代思考和行动的时候，这就是华大今天的结果，所有的都围绕这个来的，实际上在今天中国和它的社会保障系统已经可以允许少部分人去考虑下一个时代的事情。我们碰巧是那一批人而已，没有这个大时代支撑我们做不起来。 　　EW：华大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有20多岁的CEO，还有高中生辍学过来的，你在用人上有什么秘诀？ 　　WJ：举两个例子，遵义会议时候师团长的平均年龄是27岁，林彪他们也都是20多岁，1969年阿波罗登月，都是年轻人，一个新兴业态一定是充满着激情和较少思想束缚的人去创造的，这是一个必然。全新的东西，老家伙有什么用？ 　　现在的华大科技CEO李英睿，刚进来时候没人面试他。他老去听我们王俊（华大基因院长）在北大的讲课，老提问题，王俊说你别问了，去华大基因看看。他就来到深圳华大，然后就没有再离开过。就这样进了华大，现在是华大科技CEO。 　　还有些人在我们这参加创新班，暑期班学习一个月，完了以后他说我能不能再待两个月？我们就让再待两个月，说能不能给我一个饭卡，我们没有严格管理，你看我们连个正儿八经的门都没有，也没人打卡。华大在基因领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