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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贽人生轨迹透视其经济思想发展 　　[摘 要]李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其入仕为官时期，经济思想开始萌芽，形成了“治生、产之事”、“任其自然，务以德化”等经济管理思想，并在姚安任上付诸实践；第二阶段是其著书讲学时期，经济思想逐渐系统化，李贽以“童心说”为出发点，提出“崇私论”和新型“义利观”，主张“重商富民”，鼓励百姓靠生产经营致富，为新兴市民和商人利益疾呼。 　　[关键词]经济思想；治生产；童心说；义利观；重商富民 　　李贽（1527―1602），字卓吾，福建晋江人，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著名思想家，自称“异端”，“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1]，且“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崇尚实用、自然主义思想，与当时儒、道等世俗主流思想格格不入。20世纪末以来，李贽经济思想部分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出来，引起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且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其中的代表有：蔡文锦《论泰州学派后期魁星李贽的经济思想》、黄海涛《论李贽经济伦理的批判性》、李仁和吴杨婷《李贽经济伦理观简析》等。这些论著多从经济管理和治民思想等角度来阐述李贽的经济思想。本文试图以李贽入仕为官――辞官――著书讲学的人生轨迹为线索，以其代表作《焚书》、《续焚书》和相关史籍资料为根据，梳理其经济思想形成过程，分析其形成的阶段性特征及原因。 　　一、入仕为官时期李贽经济思想萌芽 　　嘉靖三十一年（1552），26岁的李贽中福建乡试举人，从此进入仕途。但其仕途之路并不顺利，其间父亲和祖父相继离世，李贽两次回福建丁忧，直至隆庆四年（1570）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其在南京刑部任上长达七年。这七年，是李贽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期间他认识了耿定向、耿定理、焦?等友人，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泰州学派倡导“百姓日用即道”，这一思想对李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后来在《焚书?论政篇》中提出的“穿衣吃饭论”就源于此。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2]李贽把被传统道家、儒家虚化到至高无上的人伦物理归结为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并认为“圣人与凡人一”，把所谓的圣人拉下神坛，与普通百姓无异。李贽由“穿衣吃饭”进而论及“治生、产之事”，他说：“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3] 　　万历五年（1577），李贽被外放到云南姚安任知府，姚安任上三年，是李贽思想发生转折的关键三年。云南姚安府偏居西南一隅，使得他可以远离中原地带浮躁的道、儒和释学斗争中心，潜心观察、了解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管治一府之民。这三年的外放经历，使得李贽了解普通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什么，这也是其“穿衣吃饭论”最直接的现实来源。李贽为政治民以“简单易行”为宗旨，即“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重视“治生、产之事”，李贽姚安知府任上第二年，得知连厂河连年泛滥成灾，李贽“捐资聚石为桥，利行旅，通往来，以垂永久”。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民族间矛盾时常尖锐。李贽坚持“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4]的宽松民族政策，他说：“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5]，不扰民，不主动过问民族纠纷，坚持“无人告状，即可无视之”的原则。 　　李贽姚安任上三年，重视生、产之事，政令清简，鼓励商贾，顺民安民，其后来提出“务以德化民，不贾市俗能声”和“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6]的治政方略即源于此。 　　二、著书讲学时期李贽经济思想系统化 　　李贽姚安任期满三年，即行辞官赴黄安，续与耿定理之约[7]。关于辞官原因，李贽后来总结自己的仕途生涯时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此余平生之大略也。”[8]李贽为人做事与世俗价值、官场规则格格不入，时常遭排挤、抵触，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 　　李贽到达黄安后，寄住在好友耿定理家中，教授耿家子弟。耿定理之兄耿定向曾在南都任职，后因拒绝营救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何心隐，李贽与其分道扬镳。在李贽看来，耿定向是乡愿、假道学的代表人物。李贽在耿定理家著书讲学，与耿定向就人性论，公私论乃至孔孟之道等辩难。三年后耿定理去世，耿定向不能相容，李贽遂移居麻城龙潭湖，建造芝佛院，继续著书讲学，与耿定向持续辩论长达十多年之久，于是才有《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多封辩论信札流传后世，在思想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在麻城芝佛院中，李贽以“百姓日用即道”为宗旨开馆讲学，从者数千人，男女学生兼授，并在此先后完成出版了《初潭集》、《焚书》、《藏书》等重要著作，形成了“童心说”、“崇私论”、新型“义利观”、“重商富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