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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眼中陶渊明与隐逸思想 　　摘 要：在司空图眼里，陶渊明是古贤，是中国禅宗隐逸文化的代表，自当尊仰，所以他推崇陶渊明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人生态度以及其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然司空图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节烈忠君之士，他与乱臣新政彻底决裂，并以身殉主，气节铮铮，所以司空图又往往俯视、非议陶渊明。 　　关键词：司空图 陶渊明 禅宗隐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4-0081-02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3D042）；黑龙江省博士后资助研究（LBH-Z12224）；哈尔滨师范大学科研培育基金项目（SXP2014-01） 　　作者简介：孙?（1979―），女，黑龙江人，日本文学博士，日本新?大学博士研究员、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 　　司空图是唐代诗学理论的总结者。不仅如此，司空图还以兼容释、道的诗学理论对前代诗人及诗歌予以多维观照，陶渊明就是他瞩目的诗人之一。司空图晚年标榜陶靖节、白乐天两位先贤，其意是把陶渊明作为自己人生的路标。 　　一 　　司空图对陶渊明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人生态度以及其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是十分欣赏和充分肯定的。其诗曰： 　　闲身事少只题诗，五十今来觉陡衰。清秩偶叨非养望，丹方频试更堪疑。髭须强染三分折，弦管遥听一半悲。漉酒有巾无黍酿，负他黄菊满东篱。 　　（司空图《五十》） 　　这首诗创作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时司空图五十岁，身在长安，为中书舍人。在战乱频仍的当下，司空图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自己灵魂的安顿、生命的延续、人生的归宿等人生的重大问题。“觉陡衰”之“陡”，突出了诗人强烈的心理感受――世事的沧桑变异、生命的艰难与短促。诗尾“漉酒有巾无黍酿，负他黄菊满东篱”是全诗主旨的落脚点。 　　张兴武论道：“唐末五代，随着儒道人格的淡化和士人功名思想的消失，为躲避战祸和人世间的种种不平而彻底遁世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真正的隐逸人格才逐渐步入独立发展的轨道。”[1] （ P.105） 盛唐士人把隐逸当作沽名钓誉、获取功名的“终南捷径”，中唐士人更为功利实际，他们亦官亦隐，优游于仕隐之间，过着无可无不可的洒脱的“朝隐”与“吏隐”生活。而晚唐士人追求真正的隐逸避世，长久的逍遥自适、精神自由。他们义无反顾，一经归隐，绝不再回到世俗的名利场中，所以他们的隐逸更真切、更彻底，其隐逸之趣也更淡泊、更闲适，因而逐步形成了独立的隐逸人格。 　　司空图晚年值逢战乱，出处的徘徊、人生的苦闷一直困扰着他，连绵的战火消歇了他曾经旺盛的济世之想，内心佛道思想加重，隐居的念头与日俱增。这种末世情怀，恰恰在同样处在易代之际的陶渊明那里产生了共鸣。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陶渊明坚定了司空图晚年隐逸的决心，给了司空图深刻的人生启迪，司空图诸多的人生重大问题的答案在陶渊明那里逐渐清晰了。 　　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犹胜江南隐居士，诗魔终?负孤名。 　　（司空图《白菊三首》其一） 　　这首诗是司空图晚年的作品。张少康先生考证，司空图晚年“最喜欢菊花”。[2] （P.18 ）陶渊明通过文学创作，赋予“菊”以清香绝俗、刚正坚贞等文化内涵，将“菊”升华到玄学的高度，“陶菊”几乎成为隐逸文化的代名词了。唐人言菊几乎必称陶渊明，司空图的这首菊咏也是如此。诗人自称“江南隐居士”，认为自己诗才细弱，远不及渊明那样在诗赋中寄予自然、真切的情志。“不疑陶令是狂生”是司空图对陶渊明的文化定位，然陶令“狂”在何处，司空图并未在诗中言明，其实也不必言。 　　陶令之“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耀眼的光芒，它对后人的感召力是极为强烈的。有唐一代，“我本楚狂人”[3]的李太白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怒吼。“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4]，颜真卿面对叛敌，浩气凛然，死不屈节，同样是被陶渊明这种刚正的气节所感召。司空图对唐室忠心耿耿，朱温篡唐称帝，他为国绝食而死，不能说司空图没有受到陶令之“狂”的感染。 　　陶家五柳簇衡门，还有高情爱此君。何处更添诗境好，新蝉欹枕每先闻。 　　（司空图《杨柳枝二首》其一） 　　这首诗中，司空图效仿陶渊明诗酒自娱的生活，表达对陶渊明“高情”由衷的赞许与推崇。“高情”即高远的怀抱、高洁的人格、高雅的情趣，其表现为摆落尘凡、超越世俗、淡泊名利。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禅宗境界。陶渊明的人生，悠然南山前，酣醉五柳下，“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5] （P.308 ）这正是庄子的“逍遥游”与慧能的“本来无一物”的综合人生境界。 　　从对陶渊明的价值观、人生态度、生存方式的认同这一层面可以判定，禅宗与道家结合的价值判断是司空图人生准则的根本，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