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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历史地理学考察 　　内容提要在唐代诗人笔下，“绝域”意象通常指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带。作为唐代诗人以中原地理、 经济、文化背景为参照体系观照并重构唐代边塞地理环境的必然产物，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中原诗人在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过程中被典型化的符号象征，指示着那些距离中央统治中心区悬远、经济落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文化明显不同的边疆地区，是一种超越了单纯地理景观与诗歌意象的精神文化符号，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地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对“塞”外的恐惧感、逃避感的代名词。 　　关键词唐代边塞诗“绝域”地域特征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98-07 　　一 　　随着行为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人本主义地理学等流派的蓬勃发展，地理学界越来越多地将“人”在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中的主观性作用与反映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文学作品作为新的史料形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地理学者的追捧。作为文学创作者感知、体认地理环境的重要手段与必然产物，文学作品日渐成为文学创作者重塑地理环境的载体和工具。他们以文学视角观察着身处其中的世界，并将他们对特定地域空间的感性认识与地理知识通过文学作品进行表达，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塑造了这个世界。一般来说，这种对特定地域空间的反映和塑造，往往取决于创作者的人生境遇、独特个性和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等主、客观因素，因人而异、因时而变。这种独特的环境感知与浓郁的主观气息恰巧迎合了研究者探究历史时期“人”的主观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的客观需要。因此，以之观照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恰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换言之，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客观的地理环境，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感知世界的角度与方法。 　　中国古代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有着“言志”、“缘情”之光荣传统，对诗人而言，抒发感情就是诗歌的首要功能，这很大程度上局限了诗歌对外物的认知空间，“随着赋体的成熟，中国诗借鉴了它的艺术手法，也在‘言志’、‘缘情’之外开始了‘体物’的尝试。”钟锦：《玄对山水：中国诗与中国画中的审美性认知》，《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所谓“体物”，其实就是诗人借助诗歌来观察、认知并反映外界环境的过程。唐代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独特形式，其表现出来的诗人对边塞环境的观察、认知与反映尤其明显。唐代边塞诗人以唐代边塞为对象，不仅描述了唐代时期边塞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反映了唐代边塞诗人身处边塞时的情绪变化、心理活动及其主观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具有毋庸置疑的地理属性。 　　本文以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为研究载体，实质就是通过对唐代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反映的唐人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规律的深入分析，揭示隐喻在“绝域”意象背后的唐代诗人的边塞地理观念。 　　二 　　唐代前期，统治中心在以长安、洛阳、太原为中心的关陇、河南与河东地区，唐代中后期则渐次向汴洛、河北地区转移，故唐代统治中心基本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大片地区，以当时民族形势论，其统治范围以外，东北有奚、??、契丹，北有突厥、薛延陀，西北有西域诸族，西有吐蕃、吐谷浑，西南有南诏，东南有东谢，堪称少数民族云集，这些民族距中央统治中心悬远，距离大多在千里甚至数千里之外，唐人但凡言及，往往号称“绝域”，故唐诗中的“绝域”意象屡见不鲜，其地域内涵丰富，辽东、漠北、西域、岭南、东海几乎无所不包。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自唐北部边境依逆时针方向简单论述。 　　早在北朝末年，漠北就已是突厥的主要活动区。突厥兴起于6世纪中期，统治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达西海（咸海），北跨贝加尔湖，南至阿姆河以南，势力空前强盛，北周、北齐均向其朝贡。隋朝时期，突厥汗国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李渊太原起兵之时，亦因情势所需，与突厥交好。及至唐朝建立，突厥日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李靖率军大破突厥于定襄，东突厥灭亡，颉利可汗被迫归附。同年12月，唐太宗在两仪殿设宴款待归顺的颉利可汗，席间作诗称“绝域降附天下平”，李世民：《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诗》卷1，中华书局，1960年，第20页。以下所引同书仅注作者、篇名、卷数及页码。此处所谓的“绝域”，其地域范围自然是指以漠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刘商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胡笳十八拍》以文姬归汉为题材，诗中多及“绝域”意象，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