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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上海使用状况 　　[摘 要]近代上海开埠后，大量外国人来到此地，由于语言不通等障碍，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群体逐渐兴起。初期这些人促使洋泾浜英语的产生，并以之作为与外国人沟通的主要工具。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上海外语人才的增多，洋泾浜英语在买办阶层中的影响力减弱。而另一方面洋泾浜英语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成为这个特殊的华洋杂处社会的一部分。 　　[关键词]近代上海；洋泾浜英语；买办；渗透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纷纷来到此地开展贸易。由于语言交流等障碍，外国人需要雇佣当地人作为通事、买办，为其进行代理。最初，这些当地人迫于与外国人交流的困难，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种非正规的洋泾浜英语，这种语言一时间成为中外交流的主要工具。从洋泾浜英语的形成、使用情况及最后的衰落，我们可以看出上近代上海社会的一些问题。 　　目前已经对洋泾浜英语进行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语言学方面的著作，以历史学角度所做的探讨则较少。季压西、陈伟民所著《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一】中国近代通事》，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洋泾浜英语的形成、特点及学习方法做了阐述。周振鹤在《随无涯之旅》中，对当时上海洋泾浜英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些阐述，其新作《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则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洋泾浜英语的形成与传播。周毅的博士论文《晚晴洋泾浜英语及其影响史》从语言学角度对洋泾浜英语的源流及影响进行了考证，也涉及洋泾浜语与上海通事的关系。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反映近代上海社会面貌的史料，力图对洋泾浜英语在买办及其他社会群体中的影响力，从历史学的角度做一些揭示。 　　一、洋泾浜英语及其形成 　　“洋泾浜”一词本为地名，是上海县城北面的一条小渠。1845年12月9日，上海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签订了《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晓谕”上海人：“兹体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1）1849年4月6日，上海道台麟桂批准了法国领事敏体尼建立上海法租界的请求，并以“晓谕”的方式公布上海法租界的范围：“本道台会同法国领事敏体尼勘定上海北门外一处地：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注明界址……”。（2）自此洋泾浜成为英法租界与其他地块的一条分界线。一时，西方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纷至沓来，许多露天通事、华商、跑街经常在洋泾浜两侧与洋人接洽生意，买卖货物，因此这一带成为“西人通商总集”。（3）后来“洋泾浜”成为超越地理概念的名词，泛指“十里洋场”。这里的中国人为与洋人沟通，使用一种以中国方法英国字音拼合而成的蹩脚的Pidgin英语，并附加各种手势来与洋人沟通。久而久之，这种Pidgin英语依靠约定俗称被固定下来，形成了另一种混合英语。人们根据“洋泾浜”这一新含义，赋予上海诞生的新Pidgin英语以“洋泾浜英语”之称。（4）这种洋泾浜英语往往以汉语文字拼合英语读音，不讲究语法，没有性、数、格之分，本质上是一种不正规的英语。 　　这里提到的Pidgin英语并非上海所特有。Pidgin指的是语言接触产生的一种极端结果，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因语言接触产生过林林总总的洋泾浜语。而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受到广东Pidgin英语的直接影响（5）。广州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早在明朝便有英国人来此寻求贸易；清朝早期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广州是政府规定的4个通商口岸之一，乾隆年间又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外国商人云集此地。当地人出于贸易的需要，用尽量简单的英语单词与汉语的语法来与外国商人交谈，由此产生了最初的Pidgin英语。（6）给外国人在华开展商务等活动提供翻译和中介活动的通事是Pidgin英语的主要使用者。 　　上海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其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19世纪50年代取代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随着贸易的扩大，中国人与外国人语言交流的机会骤增。最初，不少广东人来到上海担任起通事、买办等角色，也将广东的Pidgin英语传播到了上海。如咸丰末年出版的《英话注解》一书所说：“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贸易昌盛，而以上海为大宗。初通之际，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7）。而在上海逐渐接替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心地位后，江浙一带人充任买办、通事者逐渐增加起来，如叶澄衷、朱葆三、王一亭、虞洽卿等都是浙江籍人。（8）然而粤语与吴语差异很大，江浙人发现原有的广东英语“所注均非沪音，我邑人之欲习者，终以未易学步为憾”（9），广东英语不再适合条约时期特别是上海开埠后的形势变化。于是Pidgin英语在充分传播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融合了上海的方言特色。并逐渐与广东英语脱钩。随着上海Pidgin英语日趋成熟，人们开始把这种与广东英语有渊源关系却又有别于广东英语的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