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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道德缺失及相应对策 　　社会都在提倡尊老敬老，老年人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不仅来自于他人，更来自于自己。曾几何时，在国人的脑海里老年人一直是德高望重的形象，是道德的规范者和践行者，甚至于很多地方老者的责骂可以遏制泼皮无赖的行径。我们大多数人儿时都接受过老人诸如讲礼貌、守规矩的教导，“行端守正，善恶有报”至今仍是老人在我们耳边缀念的警语。然而近年来老年人这一高大形象正在被颠覆，老年人的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并一度引发了道德危机。 　　去年11月四川达州一蒋姓老人摔倒后反诬上前搀扶的三名小学生将其撞倒，后经四川警方查实，该老人系自行摔倒，并有多名证人证实，对蒋老太的讹诈行为，警方处以行政拘留7天处罚，其子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的处罚。首开全国此类事件先河。结果似乎很美好，整个事件却发人深省。这种令人扼腕的事情其原因复杂多样： 　　首先，老人讹人，实际上反映了老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在各项保障和社会救助并不充分的背景下，大部分老人，尤其是体制外老人、农村老人，通常是家人的负担，是累赘，仰子女鼻息生活，谨小慎微，取悦子女，生怕由于给子女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和麻烦惹得子女生气、责骂，以至于处境雪上加霜，甚至遭到冷遇；一旦发生不慎摔倒等致伤事件，老人想起高额的治疗费用、子女冷漠的表情就不寒而栗，于是，其中一些老人出于自私和自保，采取讹人的方式，嫁祸于人，以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更主要的是减轻来自子女的责怪和冷遇。 　　其次，老人讹人，说明不少老人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显然，讹人涉嫌敲诈勒索，是违法行为，明知是自己摔倒而讹人，可见，有些老人连最基本的法律知识也不具备；当然，如果我们想想现在60、70岁的老人出生于上世纪40、50年代，以及当时的受教育水平，对此或多或少也能给予理解。 　　第三，一些法律的边缘地带恶性发育了。11月16日，老婆婆的家人背着她找到江先生家。“当时有一个是她儿子，另一个好像是她孙女，背着老婆婆来到我家，将她丢下就走，扬言不赔医药费老人就不走，一直住在我家”，江先生说。老婆婆在江先生家住了两天，江先生不堪其扰，甚至准备收拾东西搬家。“她这样天天住在我家里，我给她好吃好喝，还怕她在我这儿再有个三长两短。”江先生的9岁儿子是被讹诈的主要对象。子女抬着老人讹诈苦主，这样的场景我们也并不陌生，除了老人，还有尸体，也都是理想的勒索道具。 　　第四，老人成为危险人群。从前，未成年中小学生救火、救人，是好人好事；后来，人们意识到未成年学生自救不暇，更缺乏救人、救火的能力，禁止未成年人参与救人和救火，这是一种进步，因为水火充满，危险水火无情；后来，学校教育学生的一条常识是，别和陌生人答话，这也是对的，因为陌生人也是危险人群，有各种不可测的因素；四川达州小学生被讹案出来后，或许，有些学校在教育学生时，会增加一条“不允许随意扶助摔倒在地的老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估计整个达州的家长都忙着教育孩子别去多管闲事、扶助倒地的老人了。 　　“讹人”事件之所以被如此关注，是因为这个事件背后道德生态的堪忧。但即便如此，那些基本的常识也应被坚守，乐于助人的品格必须得到坚持。真善美总是在与假恶丑进行较量。遗憾的是，有时真相被蒙蔽，善心被侮辱，美好被污染。此前很多事例表明，在面对这类讹诈行为时，法律制度的激励功能常常失灵，有时甚至形成反向激励。 　　近年来，好心扶起摔倒老人却反被老人污蔑的的行为屡见不鲜，这样的社会现象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我国公民的的公共道德待提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政府方面要切实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努力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支持条件。只有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具体化，并将其体现在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等基本权利的细微之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才能形成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和谐社会氛围，从而增强全体公民履行道德义务、培育个人道德品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其次，充分发挥各类媒体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引导功能，创新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制度设计。各类媒体尤其是党报党刊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及时掌社情民意，分析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公民道德建设。创新制度设计，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培养人的道德情感、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验和尝试，并将成功的经验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持久地开展下去，形成以制度促建设的长效机制。 　　然后，着力培养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表率作用，抓好重点人群的道德建设工作。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不能仅向公民提出道德要求，而应从公民的内在道德需求入手，从公民的日常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培养公民的道德素质这一中心环节，将外在的道德行为规范转化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