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唐宋金元文论下.pptVIP

不足之处： 他以禅喻诗却不太精通禅学知识。 禅宗之识之悟讲究参活法，给人以识的方法、悟的方法，而不是定下死的结论去教人学习故辙，但严羽将他悟出的至理、至门、至法去教人，是违背禅学宗旨的。 过分强调学古的重要性，不从生活现实和自我心灵实际出发谈创作问题。 他对古诗与宋诗的评价上也存在偏颇之见。 4、元好问及金元文论 金、元两代，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其文化思想的特点仍表现为汉文化的浸染，儒学依然是主流文化，佛、道之学也继续发挥影响作用。这时期的文学创作以民间艺术家的戏曲创作为主，诗文走向衰微，文学理论远不及此前此后的辉煌。金代有影响的文论家有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元代则以郝经、方回、刘辰翁等为代表。 金元时期的文论思想主要有两大特征： 一是对传统儒家文学精神的发扬。一批金元文人以重振汉文化为己任，力图在文学领域继承汉文化传统。 二是强调真情性的自由表现。金朝社会意识形态禁锢较少，在儒学复兴的同时，佛老学说亦流行于文人之中，故文学精神中多有自由的思想。苏轼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是金朝文人普遍效法的榜样。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山西秀容（今忻县）人。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兴定进士，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金代著名诗人、文学家。著有《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其《论诗三十首》绝句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以诗体的形式论诗的又一最富影响力的诗论之作。 元好问生活在文化思想自由开放的北方金朝，其思想以儒学为主，兼容佛老，他对佛教与道教文化均有研习，反映在他的文学思想上，则是兼容佛、道色彩的儒家文学观。 元好问的文论思想以诗论为主，其诗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宏扬儒家传统诗学精神出发，疏凿诗家各体，辨识雅正诗风。 元好问疏凿“正体”的标准与杜甫一样，是“亲风雅”，是宏扬儒家诗学精神。 他所推重的“雅”、“正”、“和”等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具体包括三层意旨，一是推崇诗人的儒家人格修养，追求仁义道德的雅正品德；二是宏扬《诗经》中的“风雅”传统，不以“颂”为然；三是崇尚儒家诗教所推重的“中和之美”与雅正诗风。 第二、以儒家诚正为创作主体修养之本，崇尚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对作家的儒家人格修养作了具体说明，推崇以“诚”为本的主体修养 。 本着对诚正品德的重视，元好问极赞盛唐诗人诗作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抒发。 第三、崇尚建安风骨，推崇豪放之声。 元好问生活在北方，禀赋了北国文士刚健豪迈的性格，自然向往豪迈刚健的诗文风格。 元好问在论诗诗中极力推崇建安风骨，推崇北国的刚健之音、雅正之体，真情豪放之作。 第四、受佛、道文化精神影响，崇尚自然天成、超然自得的诗美境界。 元好问深知不即不离的禅理与“技进于道”的庄学，他将禅、道的旨趣运用到文学中来，说明诗文至于极美之境，便是只尚情性自然流露，不在文字音律等的形式雕琢，然又于“不烦绳削”中切中绳墨之规矩，若天然“自合”，超然自得，这也就是“不离文字，不在文字”之要旨。 本章思考题： 教材中的4道题，加： 5、简述皎然《诗式》中的意境论思想。 6、简述严羽《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的诗论思想。 1、宋代道学家的文道论 郭绍虞将宋代的文道论者分为道学家、古文家、政治家三派，并说： “因文统、道统各有其中心主张，所以北宋的文论以古文家与道学家的主张，最足以代表其两极端，至界其间者，则又有政治家的论调。古文家所重在文，道学家所重在道，政治家则以用为目标而不废道与文。” 这段文字从宏观上对宋代文道论的差异作出了适当的区分。 北宋政治家的文论以司马光、王安石、李觏为代表。旧党领袖司马光偏向于道学家思想，新党领袖王安石侧向古文家一派，但其在文道观念上，却又有共同的特色，即无论重道轻文还是道文并重，其根本目的都是注重文学的实用目的，这是政治家崇尚文学功利观念的典型代表。本着这种实用的功利目的，他们都强调文章要有为而作，言之有物，切近现实，要有益于礼教政治。 北宋道学家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等人为代表，他们独尊儒道，将道与文对立起来，乃至否定文学的价值。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说，开宋代道学家文道论之风气。其《通书·文辞》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直接将“文”看成载道的工具。邵雍则在诗论中否定情感的价值，认为“情”的危害甚大，“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诗人不能“溺于情好”，提出以“性理”取代“情志”。至程颐那里进一步提出了“作文害道”的偏颇之论。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