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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前夕俄国外交 　　自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痛定思痛，开始了一系列的国内改革，在失败中竭力吸取一切由巨大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在外交上，确立了外交要为俄国的强大服务，并为改革创造有利环境的中心思想。然而在“改正错误”与“重蹈覆辙”之间，往往是如此容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并非那么简单。在日俄战争前夕，由于两国政策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战争终是难以避免，但使得俄国在短期内形势急转直下的众多因素中，外交无疑是其中之一。 　　一 　　在“均势外交”作为旧时外交主流的那个年代，俄国的外交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更加成熟，但终究没有能够超越时代的桎梏，而“均势、稳定”与“帝国扩张”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其外交注定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更不用说俄国的远东政策与日本大陆政策，以及美国门户开放政策间的结构性矛盾。 　　19世纪中期，俄国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几乎走到了极限，而工业的滞后也使得俄国难以在西方谋得一席之地，于是俄国自然将对外战略视线东移，期望在落后的远东地区寻得出路。然而此时的远东，却早已成为列强角逐的舞台，这使得俄国不得不加快自身东扩的步伐。但在此过程中俄国发现，虽然自己在地缘上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军事实力，“均势外交”成为唯一的选择。因此在西方，“一边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裁军，一边采取较为和缓的政策，希望在巴尔干维持现状，避免外交冲突（1）”；在东方，则谋求于远东局势，尤其是中国的相对稳定。这被作为一项外交原则由维特在多次会议上有所阐述：“俄国的一切利益许多年来一直就在于使中国不致发生任何变动，为此，必须全力坚持中国帝国保持完整不受触动的原则。（2）” 　　但此时日本在远东的步伐使得俄国的期望难以实现，因为俄国的企图在根本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即山县有朋提出的“主权线”与“利益线”之间有着结构性冲突，尤其是后者“由于是日本军方与内阁共同策划的，因而又被确定为日本的基本国策（3）”。 　　而《马关条约》中约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与日本，直接与俄国在中国大陆的利益相冲突，也与其期望保持中国稳定的愿望相左。因此“日本”这一不利因素必须被排除，就如维特所说：“对俄国最有利的是，应该以强大而不好动的中国作为自己的邻国，这样，俄国的东方才能保持安宁，这也是为俄罗斯帝国的未来造福……不能让日本获得像辽东半岛那样一块要地……必须阻止上述日中条约的实现。（4）” 　　于是在《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国便联合法、德两国，成功逼迫日本“还辽”。这可以看作是俄国远东政策的一次胜利，然而却同样意味着日本大陆政策的一次失败，即俄国增强了在远东的势力，遏制了日本在东北及朝鲜的扩张。但日本为了实现“大陆政策”，开始重新整军备战，因此这一事件为十年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而俄国在远东地区外交注定困难重重。就如19世纪80年代，为了稳住朝鲜局势，俄国采取了对日友好的政策，甚至于1889年春季与日本主动修改了旧的日俄条约。但因为此举削弱了其他国家在日本的地位，而引发欧洲列强的不满。而为了与欧洲列强协调，俄国又只得说服日本政府无限期推迟对条约的批准，而这又反过来引起了日本对俄国的不满。 　　因此，俄国期望在自身军事实力及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前，在远东谋求均势的外交大框架，从一开始就因为其结构性矛盾而注定破产，更不用说这一时期中影响俄国外交的一些传统因素也成为了将其导向对日战争道路的力量。 　　二 　　如以上所述，此时期望左右逢源的俄国外交所暴露出的缺点，是极易受到来自各方的影响，从而在外交上表现出短视与游移。 　　首先，自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所力求摒除的意识形态因素又卷土从来。比如俄国远东政策的确立，在国内思想界就有着所谓“东方派人”的推动，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肯定地说，凡是侍卫团的侍从、近卫队的军官、或外交部的职员，没有一个不坚信整个亚洲，当然包括印度，都是俄国天生就该占有的一份领地，而且，沙皇应该根据这些伟大的期望来制定他的政策。（5）” 　　于是，在自身国力的估计与局势的判断上，俄国就显得不是那么可靠了。因为皇上也深信不疑、乐观地认为：“日本一定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尽管也得花些气力。至于款项，不用担心，日本将会以赔款的形式全部归还给我们的。（6）” 　　更有甚之，尼古拉二世的亲密朋友、维特伯爵的助手乌赫托姆斯基在1904年俄国初步败于日本的情形下，非但无视俄国在维持自身大帝国主义角色方面力量的不足，反而预言“俄国要打败日本，并用取得中国大块领土的办法来补偿它的战费（7）”。 　　而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且极具说服力。如维特就认为俄国并未准备好对日作战。由于远东几乎就在日本身边，而距欧俄则迢迢数千里，无论是兵力与物资都鞭长莫及，尤其是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成，国内形势也面临着革命的威胁，天时地利几乎与俄国无缘，意识形态上的自大、国内政治的斗争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