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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理论的观点 原文：Perspectives on Growth Theory by Robert M. Solow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8, No. 1. (Winter, 1994), pp. 45-54. 中译：自学书院（2009年2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Robert Solow, 1987年诺具尔奖经济学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 目前对成长理论的兴趣野火复苏，是罗默Romer（1986年，从他1983年论文）和Lucas （1988年，从他1985年马歇尔讲座）的文章引发。这种蓬勃现象没有消减的迹象。现在还不是总结和评价的时机。我的目标也不是如此雄心勃勃。我想要做的，是把新思想置于某种历史角度，也许沿路洒下一些特殊的判断。 在过去50年左右，对成长理论的兴趣有三个浪潮。首先是与Harrod (1948) and Domar (1947) 的著作相关；当时Harrod较为默默无闻，但吸引更多的注意（在更早的1939年），虽然Domar看待事物的方法是更切合目前的一些想法（注1）。第二次浪潮是新古典模型的发展。我认为对这是什么依然有一些误解，也许是不可避免。第三次浪潮开始时，是响应新古典模型的疏漏和不足之处，但现在产生了本身的替代问题和答案。 Harrod-Domar推动 假设，出于某种技术性或任何其他原因，总产出是与（实际）资本成比率。Harrod的说明有这方面的证据，往往依赖不完全的特定行为和预期性假设。Domar更直截了当集中于稳定增长中需求与供应平衡的要求，所观察的比率几乎没有趋势。假设已实现的储蓄和投资（为了简单，假设是净值）是与产出和收入成正比。这项假设有类似的证据：因为，投资与资本成正比，而这固定了资本和产出两者的趋势增长率，除非产能利用率发疯。增长率是投资─产出比率与产出─资本比率相乘的积。如果以事后观念来看，储蓄─收入比率与投资─产出比率是同一回事。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分支，成长理论其中一个定义性特征，是它往往忽略被那句子掩饰的艰深的经济学。 现在假设，无论是什么理由，每产出单位所需劳动力投入能以比率m下降（即说劳动生产力以比率m增长）。如果劳动力以n比率增长，就出现僵局。总产量必须以平均率m+n增长，否则失业率将无限期上升（如产出增长过于缓慢）或是经济的劳动力不足（如增长太快）。刚才看到增长率必须满足一个相当独立的条件：必须相等于储蓄与投资的配额（s），与产出─资本比率（a）相乘的积。只有sa = m + n时这两个条件才可以一致。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这不会发生，因为四个参数来自四个完全互不相关的来源。 这样的架构似乎有两个不合口味的后果。第一是被观察的经济体系应该有大部分时间经历失业率增加或下降和／或产能利用上升或下降等事件延长。没有理由期望这些动作只限于小规模的商业周期层面或将会迅速扭转。但这看来不是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记录。 第二个明显的后果就是这一点。假设可以避开第一个问题。这可能发生，例如，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可以有工业劳动力以当时所需的速率sa-m增长；只有从农村人口的盈亏加减才可以见到错配的后果。 这样的经济仅仅通过增加其投资额度就可能推高工业长期增长率。在这模式的影响下，有时曾提出这政策。一般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如经济发展是如此容易，很难理解为什么没有更多贫穷国家遵循这条快速增长的道路。即使富裕国家必将有时会利用这可能性。看待长期经济成长的方法似乎有错。 避免这些尴尬结论的第一个直截了当方式，是认识到四个基本参数至少有一个可能是内源性。然后在大部分或全部时间，sa = m + n这条件可能有解决方法；并可能有合理的调整过程，落实解决办法，让增长不受干扰。显然，投资─收入比率配额s和产出─资本比率a是内生性的自然可能因素（注2）。Nicholas Kaldor (1956) 和其他人试图以这种方式利用s，通常是强调解释为储蓄率，引入不同类别的收入有不同储蓄率，特别是工资和利润，然后把重点放在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作为造成总储蓄率内生变化的机制。（Bertola, 1992是这思路的有趣现代论述。）平心而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流行，部分是实证原因，部分是因为机制似乎要求生产要素价格完全脱离生产力因素。 新古典回应 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当然以产出─资本比率a作为内生变量来解决问题。然后，因为资本密集度的变化，劳动生产率增长m会有一个内生的组成部分；但有可能仍然有一个外源性成分，松散定义为「技术进步」。这与几个相关的优势，与经济体系的其他部份很好配合；一个安心和合理的措施是以劳工取代产出─资本比率的资本，可能提升这比率，尤其是在较长的时间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