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化身份反思与重构.docVIP

王蒙文化身份反思与重构 　　作者简介：王芳芳，女，四川绵阳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心理学。任教于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 　　摘 要：王蒙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坐标，到了90年代，他突然从以天下为己任转而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以老庄哲学自居，究其缘由，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试图借助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和方法，以王蒙为例，展开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思考，从而阐释出，在王蒙身上，以追寻“本土化”的姿态，从而使得“东方民族文化身份”在后现代语境下得到了重新建构。 　　关键词：关键词：王蒙；文化身份；后殖民理论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混杂的身份：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 　　王蒙在《光明讲坛》的一个讲座上这样谈到：“全球化带来的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也使很多传统的道德和精神生活遇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全球化引起文化的焦虑，是指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感到有一种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首先你会失掉自己的身份”[1]。 　　诚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带来了“中心/边缘”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危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在后殖民理论中，西方的语言文字排斥着本土古老的语言及其所负载的一切文化成就，这造成了东方世界普遍的本土文化身份危机。 　　从王蒙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有一种强烈的“后殖民身份焦虑”， 法农也曾深刻揭示出这种“后殖民身份焦虑”，他说道：“本土知识分子的写作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无法获得独立的地位，因而造成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2]。因为，经济技术发展引起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所谓的文化冲突，中国的本土文化进入“失语”状态，产生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于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选择和融合下，从而呈现出后殖民理论家所分析的“混杂性”特征。 　　赛义德对后殖民时代文化主体身份的混杂性作了精辟的论述：“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独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糅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3] 。我们知道，中国从未沦为一个彻底的殖民地，古老的华夏文明绵延至今，并且，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进行着内在转化，像王蒙这样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自觉地进行着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工作。这样，在当下的后殖民语境下，本土文化身份的“混杂性”，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这是在后殖民语境下谈论一切中国问题的前提。 　　二、双重身份：后殖民语境下王蒙的文化境遇 　　王蒙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但王蒙又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文人，他又是一个具有“少共”身份的与中国近五十年的政治风云嬗变紧密相连的政治官员，从50年代初入文学界开始，他就承受着“文人”与“从政者”的双重身份。 　　90年代，王蒙遭遇了空前的困境，90年代中国的社会语境用王蒙的话来说，有三大点：“第一是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第二是从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三是知识分子从急于西化现代化向更重视传统本位的转变。”[4]。当人们不再关心历史的反思，不再专著于民族昔日的荣辱与灾难，性与金钱的欲望成为代的兴奋点的时候，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使得王蒙陷入了深深的身份认同危机。 　　在西方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像王蒙这样的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的困惑：中西文明随着改革开放又一次剧烈地碰撞在一起，既向往西方现代文明，又要守护政治意识形态和东方的理性、道义，进退失据中他们向何处安放自身？ 　　自1984年，王蒙创作长篇《活动变人形》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王蒙探寻中国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以来所走过的身份认同历程。倪吾诚的痛苦正是西方文明在旧中国四处碰壁的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找不到自身的痛苦。 　　三、回归传统：“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重构 　　我们知道，“文化身份认同”一般表现为个体对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归属，因此，在“文化身份认同”产生危机的当下，“民族文化身份”也存在着这种身份认同危机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90年代，王蒙就开始了“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重构。“东方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本身包含几个关键性的基础概念，诸如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汲取了儒家传统的特点，在90年代随笔《不设防》、《安详》、《再说安详》、《单纯》等作品中，都流露了王蒙对儒家和乐诚敬的理想人格境界的向往；王蒙亦写了一系列倡扬老庄哲学的文章，如《无为》、《逍遥》等；王蒙在他今年写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这部书中，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