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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过程良性互动 　　【摘要】社区纠纷解决机制，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使得它与司法之间不是互相制约的关系而是可以形成某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完善司法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关键词】社区；纠纷解决机制；良性互动；法治进程 　　一、社区纠纷解决机制初探 　　（一）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的类型 　　纠纷，或争议、争端、冲突，是特定的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对抗行为。纠纷是与秩序相对应的范畴，纠纷的发生意味着一定范围内的协调均衡状态或秩序被打破[1]。社区，一般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2]。而本文中的社区，将这个地域范围内限定在一个派出所、居委会或者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处所辖地域。结合上面的描述，社区纠纷指的是以居住地为中心发生的区域居住、经营主体之间发生的对抗行为。 　　根据其地缘性质，社区纠纷多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家庭纠纷、相邻关系纠纷、物业服务纠纷、拆迁纠纷、司乘纠纷、群体性纠纷等。根据纠纷的不同类型，则其纠纷解决方式也不同，同时居委会、街道、公安局派出所、人民调解室等是社区纠纷解决的主要机构。 　　（二）社区纠纷解决的特点 　　1.具有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 　　社区纠纷多发生于家庭夫妻之间、邻里之间，即使是和物业公司的管理产生矛盾，除了司乘纠纷以外，多数发生在熟人社会之间，这就决定了社区纠纷仍然具有某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特征。首先，在家庭纠纷中，最后起到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法律的规定而是人情，也就是伦理，这说明这些具有中国传统中亲属法的特征。在一些案例中，关于赡养老人的义务分配、继承权的归属，以及继承财产的使用权方面，亲情与伦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其次，在邻里纠纷中，纠纷解决依靠道德的成分仍然很高。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也仍然还续依靠传统的道德观念加以弥合和补充。尤其是邻里纠纷，不仅仅是简单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之中包含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如果仅以权利义务作为判断的标准及划分，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无法弥合的裂痕。第三，就纠纷解决的方式而言，社区纠纷解决仍然依赖区域内有威望的长者或区域领导者。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调处机制极为相似。现代的社区纠纷解决，如能与司法前阶段取得良好衔接，便能达成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某种互动。在一些司乘纠纷以及涉及财产争议较少的纠纷中，传统纠纷的解决方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纠纷解决的方式大多依赖与派出所民警的调解以及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沟通工作，而纠纷解决所依赖的，除了法律依据，有很大程度上是警察和调解员本身所具有的权威和信任感。因此，社区纠纷解决具有某种传统社会的特征。 　　2.具有走向的不确定性 　　社区纠纷解决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由于它在纠纷产生的初期就介入第三方调解，于是在此时便具有了使纠纷转向的能力，这就在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民间法）与司法审判（国家法）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可以衔接的可能。这是一种动态的微妙平衡。有学者指出，这种利用民间规则的调解机制，正是将政策贯彻到民间社会的主要手段，人民调解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通过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来组织群众，把共产党的主张、法律和政策贯彻到群众中间去，同时配合党的其他权力技术来促进国家政权在民间社会中的深入，从而为打通法律秩序的二元构造发挥了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所不可比拟的社会治理功能[4]。正是由于社区纠纷在民间规则的调解下可能走向两个结果，也就决定了它与国家法之间输送或是利用的互动关系。这个过程与其看做是能动司法的过程，还不如将其归为民间规则的运行机制。 　　3.涉及财产纠纷较少 　　在社区纠纷中，涉及财产的部分相对于其他纠纷较少，这是因为社区并非现代经济交易的中心，在涉及财产纠纷较少的领域，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国家法的执行力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即所谓没有用武之地。相反，扎根于基层的民间规则利用人情、舆论、道德等方式，刚好发挥了自己灵活的优势，而回避了强制性这一劣势。 　　涉及财产纠纷较少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当事人本人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时刻，倾向于寻求民间调解机构或者基层国家机关这一节约时间及经济成本的做法。本来纠纷中就不涉及财产的事项，或者涉及的数额较小，选择司法路径将面临漫长的诉讼程序，以及审判中发生的费用，都会使收益大大高于成本支出，作为经济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更容易获得较大的收益。 　　二、社区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过程的互动 　　（一）社区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的预测功能的发挥 　　在法的规范作用中，预测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它指示出法在诉讼之外的作用，即人们按照法的规则，以及将要发生的法律后果安排自己的生活，使大量麻烦停止于诉讼之前。在社区纠纷解决机制中，尤其是调解过程中，为双方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