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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一位人口学家孤独与精彩 　　“政策宽松不会多生孩子，政策严紧也不会少生孩子。放开的话，人家不仅不会爆炸，社会矛盾和管理成本也会减少许多。“ 　　“生孩子有什么好研究的？”至今梁中堂还不大情愿搞人口研究，也不喜欢被称作人口学家。 　　然而，他“不情愿”的另一面却是长达35年的坚持。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伊始，他是当时唯一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专家。梁中堂不仅敢言，更长于实践，在他的努力下，山西翼城县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拥有了生育二胎而免于处罚的权利。 　　时光荏苒，在翼城试点平稳推进的同时，舆论和政策环境都趋于宽松。体制内外都在探讨如何完善人口政策，“单独二胎”政策一出台，梁中堂此前屡遭拒绝的著作也可以出版了。10月中旬，《决策》记者拜访梁中堂时，他历经十余年写就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终于得以面世，此前，书中的内容都是以自印本的形式流传于坊间。 　　对于人口研究，梁中堂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早在2004年，梁中堂离开山西省社科院，来到上海，准备新的生活从新的领域开始。然而，过去十年他又开始研究人口政策史。他上海的寓所俨然成为人口学的“民间图书馆”，数千册与人口相关的书籍资料堆满了房间。 　　体制内的逆主流者 　　回望过去的几十年，梁中堂却是出乎意料的平静。时针回拨到1978年，30岁的梁中堂刚调动到山西省委党校担任教员，中央要求党校开设人口理论课，他被安排上这门课。“我是来做学问的，生孩子有什么学问？”梁中堂一肚子不情愿。 　　同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虽然组织得有声有色，但他仍然有一个“不搞人口学”的念头，内心有一种抵触情绪，不仅未写论文，而且会上也没有发言。 　　1979年，百废待兴，随着知青大返城带来的就业压力，有关人士提出“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的目标和一胎化政策。梁得知后，不经意的测算了一下，实现这个目标，只能在平均每个家庭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百分之二三十的家庭不生孩子，死亡率再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显然，这很“荒谬”。 　　人口增长率为零的目标是怎样提出来的？怎样的人口政策才切合我国实际？带着疑问，梁中堂有了写论文的冲动。文章写完后，他心里不踏实，他不相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政府公开宣布的一个目标，竟然连粗略的计算也没有。所以，他希望见到一些权威人士做点解释。 　　他到北京找了刘铮等接近决策层的专家。刘铮说：“这是一个争取达到的目标，能实现固然好，不能实现也没什么要紧。”刘虽如此说，但为了12亿的目标，计生政策开始越来越严。离京后，论文被修改得更为尖锐，增添了论战的成分。这篇论文正式把他推入人口学研究，改变了人生轨迹。 　　在这篇论文中，梁中堂首次提出“人口老化”等今天被视为常识的概念，他还预计到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将造成诸多社会经济问题。 　　1982年，“十二大”正式提出12亿的人口目标，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我还是追求这个12亿的，但是应该以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实现。”梁中堂坦言。 　　有意思的是，在计划生育成为国策的同年，人口老化等被认为与我国搭不上边的一些概念开始被讨论。1982年，为参加联合国世界老年会议，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随后，在一大批离退休老干部的推动下，又成立了中国老年学会。 　　“正是在上下互动的推动下，大约到90年代以后，人口老化才不是禁区了，计划生育可能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也逐渐可以讨论。”梁中堂告诉《决策》。 　　1984年春节前，梁中堂突然萌发了给中央写信的念头。春节时，他完成报告，呈给胡耀邦，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实现12亿的目标，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整个80年代我是站在体制内，想实现控制人口的目标。新世纪后，我开始反思，12亿的人口目标实现了怎样，未能实现又能怎样。”他皱着眉头，“人口多、底子薄，是那个时代我们常说的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人口是负担，非计划生育不可，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确是这样吗？” 　　“不该将贫穷的根源归结到老百姓生孩子上。30多年来，政府只是在计划体制的边缘地带些许放松了管制，中国就赢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计划生育“特区” 　　――翼城 　　作为体制内人，梁中堂深知从理论上反对一项国策是无力的，必须通过实践来证明。1984年，他呈送中央的报告得到了胡耀邦的批示。国家计生委同意在山西选一个县做试点，这个县就是临汾市翼城县。自此，生活在翼城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拥有了生育二孩而不受处罚的权利。 　　巧合的是，也就在这一年，中央调整生育政策，各地普遍实行了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然而，农民依然有强烈的生育意愿。有些地方为了完成目标，实际工作中出现不少问题。1995年，国家计生委发布“七不准”，规范了一些地方过于严厉的计生措施。 　　“而在翼城，同样是生了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