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废待兴西南局岁月.docVIP

百废待兴西南局岁月 　　“主政大西南，是邓小平唯一执掌地方的经历，但正是这短短的2年零8个月，使他累积了大量治国安邦的经验，为日后改革开放的决策部署埋下了伏笔。” 　　1949年，邓小平回到了阔别29年的山城重庆。16岁时，他从这里启程出发，带着少年的踌躇满志；如今，他已是中共西南局的第一书记。然而，举目望去，敌特未平，西藏未定，物价飞涨，金融混乱，这里完全是一个烂摊子。 　　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专职副秘书长吴启权30年前就开展研究，他对邓小平的一生故事倒背如流。他笃定地告诉记者：“正是邓小平的智慧和魄力，才能迅速扭转西南局势。” 　　牵牛要牵“牛鼻子” 　　当时的四川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营垒，其金圆券银圆券全都烂在这里，工商界和普通百姓受苦很大。 　　原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张钧陶回忆，那时，1块银元可以兑换25亿金圆券。为此，有人建议金圆券作为反动政府的法定货币应当宣告作废，邓小平则说，共产党不能欺负人民，一律折合成人民币予以兑换。 　　一时间，银行收兑点人满为患，人民币库存量极速下降。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干部们着急了，他们找到邓小平要对策，邓却出奇平静，淡淡说了五个字：“我只要三天。” 　　三天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各大银行柜台上竟然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原来，邓小平早已预料到挤兑风险，15天前就向北京发去急电，请求支援2000亿元人民币（旧币）供应。 　　平息了挤兑风潮，人民政权又相继打赢了“大米战争”和“棉纱战争”。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广受称赞，可他只是说：“这就好比牛已过河了，如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 　　稳定了市场，但仍有更大的挑战。据史料记载，1950年，重庆有产业工人25万人，其中1/5处于失业状态；贵阳有3万工人，1万人失业；成都有2万工人失业。 　　要根本上改变严峻的经济局面，邓小平牵住的“牛鼻子”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当年12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西南局响亮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目标。 　　邓小平还首创性地指出“要推动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他认为：“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但所鼓励和扶助的只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 　　一系列举措，使饱受战争破坏的重庆市工商业很快复苏。到1952年底就全部恢复了生机，工业生产超过了解放前水平。全市工业总产值和社会商品市场销售总额分别比 1950年增加了76.36%和55.22%。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面对比建国初期更为复杂严峻的经济局面，主政西南的经验派上了用场。 　　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中国经济结构由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的演进过程，与30年前的重庆实践如出一辙。 　　“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1950年1月，邓小平在向中央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修建成渝铁路。 　　当时，全国百废待兴，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海军提出修建从山东蓝村到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王震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建设，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否则，就暂时搁置。” 　　邓小平当然早有准备，他讲了三点。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达。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毛泽东被说服了，中央下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资助修路。同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数十万军民扛着钢钎步枪，一边取材筑路，一边剿匪。 　　参与修路的战士彭有正回忆：“那些土匪和特务极不安分，他们向筑路军工喝的水中投毒，幸亏抢救及时，战友们才没有人员死亡。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投毒的特务，被我军枪毙在嘉陵江里，那场面真叫一个险。” 　　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建成通车，邓小平兴奋地说：“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他旋即挥毫题字，喜不自禁。 　　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用自己生产的钢轨和枕木建设的铁路。更为难得的是，作为新中国第一条建成的铁路干线，竟是在最晚解放，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建成的，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经济建设交通先行”这一思想贯穿邓小平日后执政的始终。1975年初，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对“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他就选择以铁路交通作为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