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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文化和谐与创新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和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 　　中国是“大陆文明”中的佼佼者。什么叫大陆文明？就是农耕社会，它占地球的30%，可惜在近500年的时候，有一支强大的力量把中国从陆地文明的“四大文明”的大国，最优秀的国家，变成了次发展国家，欠发展国家，甚至落后停滞的帝国。这支强大的力量就是西方。西方掌握了世界发展的第二阶段“海洋文明”，海洋占地球的70%，于是它就拥有了世界。中国的大陆文明使得诗国的宏大叙事，变成了海洋文明包围的欠发展的??诗。 　　我们的祖先在陆地文明做了创新，从观念层面可以说，最早的诗歌是“诗言志”。志者，心也，心跟形而上学观念相通，它源于孔子的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成为人格完成的初阶。同时，诗歌还可以达到“立己达人”之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到了汉代的“诗达情”，从“志”到“情”，诗歌更感性化了，它是其感“自然之美”与感“情感之美”的统一。到了唐代，诗开始强调“品”。“品”很早就已被提出，但系统提出“二十四诗品”的是司空图，于是做一个诗人很难了，做到如此多如此高的“品”，代表诗格和人格的相辅相成。到了宋代，诗开始“妙悟”。这与宋代的理学紧密相关，人们从品人格的完成，变成“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哲学思考，变成了对极限思想的冲击。诗中有哲学，诗中有“道”“信”。到了近代的王国维，诗歌开始谈“境界”了。王国维拧出一个“境界”来，正好说明了近代以来，人的境界和诗歌的境界已开始降低，诗歌周边文化风味和人文环境已不生态了。王国维要清洁世界，因此提出了“境界”说。 　　但是，西方文化的滚滚洪流并不允许中国人从“志”“情”“品”“格”“界”就可以走出来。也有人可以???出，难道中国古代就完全是和谐、创新的吗？有不和谐的，屈原的《离骚》就是发牢骚，就是对天地人生的一种追问。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从《离骚》中看出一些人对自然、对自我、对命运、对天地的怀疑吗？它又是和谐的，因为它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伸展，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的诉求，充满了对未知天命的探索，充满了对自我思维深渊的探测。《红楼梦》“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是创新的吗？是创新。尽管有对唐诗的吸纳，但《红楼梦》对那些女儿们不幸命运的无限同情和渴望解救，对“大厦”将倾的命运寻求根本答案，也是对人性的恶和对恶的抨击的呐喊。中国诗国的世界视界很大，没有必要将其边缘化。 　　同样，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创新，从《诗经》的四言为主开始，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为主，到了七言诗、排律……诗歌越写越长。还有是韵的拓展。今天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几乎不押韵，诗歌的吟诵性和歌唱性正在消失。同时我们还必须面对格律问题，今天的诗人已不要平仄，甚至不要声调、不要意象。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国诗歌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之后，走向了一种后现代平面化？走向了一种没有深度的边缘化的“诗行”。 　　中国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陆地文明时期的产物，如“白日依山尽”“黄河之水天上来”。如今它面临一个问题，便是在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下，中国诗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当面对海洋文明，中华民族有一个新的契机，一个新的危机。很多诗人找不到感觉，找不到安身的地方，就开始写一些不押韵的诗，甚至写一些痛苦焦虑，带有自杀性质的诗。诗人顾城自杀了，戈麦自杀了，很多诗人自杀了，这说明现代性造成今天很多的焦虑。焦虑，我想在21世纪的时候，应该重新获得解释。 　　海洋文明的西方现代性带来一个大写的“丑”，导致古典诗歌之美的式微。学术界把西方的现代性称为“丑学”。那么，古典中国是强调美，是什么使得中国的诗人认为古典诗歌不再美了？ 　　现代诗歌面临着四层冲击，冲击是西方的“三争文化”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是竞争乃至恶性竞争;团体之间是斗争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国际之间是弱肉强食的战争。而中国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社会是和谐，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和平。强调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代表了中国人不好战。西方人过分强调个体的绝对自由导致了竞争，强烈的竞争导致了战争，极端的战争导致了世界大战。竞争、斗争和战争使得“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西方，这样一来，西方诗人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想法――奥思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为什么当五百万波兰人、六百万犹太人被他们送回屠宰场和毒气室的时候，他们集体向天呐喊：“上帝你在什么地方？”“圣经的神出现吧！”“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