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西方史学理论试用.docVIP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西方史学理论试用 　　摘 要本文尝试将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冲击―反应模式”“中国中心论”及“中欧互视”等理论范式引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为《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革命史范式”提供借鉴和补充。具体以“中西互视”“古今互视”“内省史观”组织教学，以拓宽《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的国际视野，增强教学的学术性，从而提升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西互视，古今互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2-0068-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一门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课程，由于受到历史学科属性的直接影响，《纲要》课须在求真实的基础上求真理。这就需要我们借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史学理论，并将之运用于《纲要》教学中，以期能够达到从“求真”到“求信”的教学目标。本文尝试将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冲击―反应模式”“中国中心论”及“中欧互视”理论引入《纲要》教学，为《纲要》教学的主流话语，即“革命史范式”提供可兼容的补充和借鉴，以凸显《纲要》教学的国际视野，增强《纲要》教学的学术性，从而提升《纲要》教学的有效性。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理论的创新有重要影响，从费正清至柯文，再至王国斌、彭慕兰等，“二战”后，美国的几代中国学研究者对中国史研究理论有一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其中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影响最为深远，该理论基于“文明冲突论”。费正清认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接触、摩擦、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在这两大对抗的文明体系中，中华文明是内向型的内陆文明，表现为调和、折衷和顺从的特质；而西方文明是开放性的海洋文明，带有强烈的扩张性。由于中国是抵触和排斥近代化的传统农业社会，因而缺乏内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在西方外力的冲击下被迫做出反应的时候，才有可能走上近代化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冲击―反应模式”。①“冲击-反应模式”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但将西方列强??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视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主要因素，带有明显的“种族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色彩，是典型的“外因决定论”，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因素和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冲击―反应模式”不断受到冲击。费正清在晚年试图以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中心论”修正其“冲击―反应模式”的理论缺陷。他在1986年出版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中称： 　　承认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侵略中国以前中国商业和私营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这使得我们用新的眼光去看西方使中国“开放”的说法。它把外国侵略者的身材缩小到他实际的尺寸，减轻了长期以来“西方冲击说”的重量，如实地看到晚期中华帝国不是一个停滞的，而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正如我们一贯所猜测的，中国重心在内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② 　　在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一书出版的前两年，即1984年，柯文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举起了“中国中心观”的大旗。他要求中国史研究者“从置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观点有二：“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① 柯文反对将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视为西方历史在实际和理论上的延续，强调中国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体地位，注意中国内部的“传统”在中国现代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对于“冲击―反应模式”所蕴含的“西方中心论”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柯文试图通过设定和限制“西方冲击”的范围和限度来证明其理论的有效性，②这恰恰体现出其理论的局限性。“中国中心论”对于说明前近代的中国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要素的近代转化可能更有意义，但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也表明，很难有一种能够解释一切历史事实的历史理论，因而才会不断有试图超越前者的理论创新。 　　美国学者王国斌于1997年出版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是一部比较史学的著作，但其历史观对中国史研究却极具启发。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因为比较史观“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因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又，研究一个具体对象，总要以另外的对象做参照物，才能更清楚地发现所研究对象的特点”。 王国斌“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而又不拒绝欧洲经验”，承认中西历史发展各具个性，又能看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