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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犯罪刑事立法若干问题思考 　　【摘 要】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不断加剧，暴露出我国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同时也表明我国环境治理措施上的不足，环境刑法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把握环境犯罪的定性，确立环境犯罪的归责原则，健全环境刑事政策，完善环境刑事立法，惩治环境犯罪的行为，维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显得极其重要。 　　【关键词】环境犯罪 危险犯 严格责任 刑事政策 　　环境犯罪又称为危害环境犯罪、公害犯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其中，国际上目前通行的说法为“环境犯罪”。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内，“环境犯罪”概念的内涵大有差异，所以导致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环境犯罪”概念的外延及立法模式并不相同。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相关条文规定，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由此可见，要成立环境犯罪，不仅要求主观上有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即情节严重或者带来严重的后果。 　　一、有关环境犯罪的性质 　　自然犯又称刑事犯，是指行为本身由于明显违反公共善良风俗和人类伦理而自然蕴涵着罪恶性，因此直接由刑法典和单行刑法所规定的传统犯罪，如放火罪、强奸罪、抢劫罪等。行政犯又称法定犯，是指行为本身并无罪恶性，而是由于违反行政法规中的禁止规范并由行政法规中的刑事罚则即附属刑法予以规定的现代型犯罪。环境犯罪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所产生的一类新型犯罪，对于环境犯罪的定性，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环境犯罪属行政犯即其具有行政从属性，二是环境犯罪既具行政犯的属性，也具自然犯的属性，且行政犯属性逐渐减弱，自然犯的属性不断加强的趋势。 　　我认为环境犯罪属于后者，既具有行政犯属性，也具有自然犯属性。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犯与自然犯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有的行政犯罪因社会的变迁而刑事犯罪化，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衡量是非对错的伦理道德标准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以往的行政犯被法律评价标准长时间的予以否认，使得这些行为也被伦理道德所否认，最终成为伦理道德的一部分，行政犯罪与伦理道德的界限并非是泾渭分明的，行政管理持续有效的管理需要把对行为的规制转化成一种伦理道德的约束力量”而环境犯罪就属于此种类型。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环境犯罪的自然犯属性在不断加强。总体来讲，各国环境刑事立法通过对环境犯罪的惩治，主要保护如下利益：其一，生态利益（环境权益）；其二，公共安全；其三，人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四，行政权益即行政管理秩序。从我国的立法本意上说，我国环境犯罪立法侧重于保护人民的身体权和财产权。从环境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上也可以看出，自然犯的属性不断加强。 　　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的减弱，自然属性的增强，在今后的环境立法中，为避免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家园，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会不断加强，甚至上升到以环境犯罪的高度进行处置，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政策也将不断完善，为资源、环境、社会、人类的和谐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二、环境犯罪归责理论 　　在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中，主要采取结果归责原则。结果归责原则指的是以法定的危害后果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法定结果的发生是归责的条件而不是加重罪责的条件。也就是说，危害结果是行为构成犯罪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根本依据。 　　与结果归责原则相比，当今世界不少国家环境犯罪开始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例如加拿大是在其所有环境刑法中全面地采用严格责任的西方国家。日本在其修改后的《空气污染控制法》和《水污染控制法》中规定，只要排污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损害，无需查明排污者的主观心理即可追究其刑事责任。判断我国是否有必要在环境刑事立法中适用严格责任，首先要正确认识严格责任的本质。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是不同的。严格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某项行为为法律所禁止，行为人需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司法机关将推动其存在过错，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认为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有以下原因： 　　第一，严格责任有利于促进环境立法的执行。不少企业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官员为了追求政绩，置环境问题于不顾。我国环境保护十年间花费四万亿元，但效果不佳，雾霾、沙尘天气接连不断，有政协委员披露，有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政府包庇不法企业，在环测上暗箱操作，在信息公布上秘而不宣。实行严格责任有助于将环境立法落到实处，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建和谐社会。 　　第二，严格责任与国家提倡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相符。危害环境的犯罪的成立仅以过错为依据已不足以严格控制由于现代化生产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主张采用罪过责任的同时应考虑采用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