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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胜地平民化转型 　　1992年的春晚上，黄宏在小品《秧歌情》中饰演一名放不下身段去吹喇叭的村干部。他自高身份的依据是：“要在城里，就我这资格那得算离休。我是北戴河疗过养的干部，那北戴河，蓝汪汪的海水……”宋丹丹则用手比出个“六”来，接道：“说过六十多回了！不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两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去北戴河疗过养，确实是可供炫耀的资本。新中国成立后，北戴河700多栋别墅基本被政府接收，这里不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用避暑休养地和暑期办公地，也新建了大量的公有疗养院，各行各业的部分先进工作者到此疗养度假，成为国家对他们的一种特殊奖励和福利。黄宏扮演的村干部，如果真的去北戴河疗养，住的应该是农业部疗养院，它位于北戴河的最东端――金山嘴，与鸽子窝公园毗邻，走出???门即是大海，它现在是三星级的北戴河金海酒店。但进入九十年代，去北戴河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甚至家里摆个沙发床，都是很寻常的事情了。北戴河迎来了它的平民化时代。 　　从疗养到旅游 　　1979年2月4日，《人民日报》在报眼的位置发表了一条消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决定，中央机关和军委在北戴河的休养区将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用，中央国家机关今后不用了。 　　这条消息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李权中看到《人民日报》的消息后，到中央办公厅问有没有文件，答复说没有文件，《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就是文件，并说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在当时的国情下，还不具备在本国人民群众中广泛发展的条件；利用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展对外旅游，更多的是赚取外汇、增进交往、扩大开放的需要。而我国当时的对外旅游还很落后。1978年新加坡接待旅游者180万人，收入5亿多美元；香港接待200万人，收入10亿美元；尼泊尔那样的小国，每年还从旅游业中收入3000万美元。而我国只接待外国旅游者10万人，收入不过1亿美元，这也说明了我国当时的封闭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找到负责旅游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说：“我们国家现在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要进行调整的问题。另一个是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借外资支付能力的问题。”他提出，到1985年，如果石油出口能达到5000万吨，就可以收入50亿美元。但是如果能接待500万外国旅游者，一个人按照消费1000美元计算，也可以收到50亿美元。旅游搞不到50亿，搞25亿行不行？当时李先念讲，能拿到20亿也很满意了。 　　当时中央决心很大，想发一个通知，要求把各地的高级招待所都腾出来搞旅游，于是首先想到了他们熟悉的北戴河，认为那里是避暑胜地，又有很多房子没有用场（当时很多高级干部还没有解放），便决定首先从北戴河开始。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见报后，国家旅游总局立即与中办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总参管理局联系，交换有关交接的意见。河北省委、省政府也做出决定，将省直在北戴河的休养所拨付给旅游部门使用。这些单位向所属的北戴河管理处或休养所布置清点物资、登记造册等移交准备工作。其间，邓小平对此抓得很紧，他曾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军队的疗养所必须全部交出，一所也不得保留。 　　3月下旬，国家旅游总局邀请美国耶鲁大学讲师赵浩生、美国太平洋旅游企业公司董事长陆国权和北美日报记者苏国坤到北戴河考察。他们在看了中直的一些别墅和礼堂后，对这样高级的房子多年不用表示惊讶。赵浩生说：“我今天简直像是发现一座金山！如果把这些房子利用起来，那么黄金就会滚滚而来！”对于这3位美籍华人对北戴河的考察，《人民日报》于当年4月14日作了专门的报道，题目是《风景这边独好――三位关心中国旅游事业的朋友访北戴河》。 　　同一天，经国家旅游总局和多家单位的协商，在北戴河形成了《关于中央、国务院、军委和河北省在北戴河的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使用的交换问题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国务院、总参、河北省交出的部分，都统一交付北戴河海滨旅游公司管理使用。移交范围包括：中办管理的153栋大小楼房，面积9万余平方米（其中包括1个礼堂和5个浴场。同时中办保留了中直机关休养所和第一浴场，供中直机关使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全部房屋及浴场，共计82栋楼房，面积5.3万平方米；总参管理的14栋楼房，面积1.01万平方米（另有2栋楼和3个浴场不在移交范围之内）；河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116栋建筑物，面积3.69万平方米全部移交。与上述房产一起移交的还有附属的建筑物、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和园田、树木。 　　国家旅游总局在此期间还讨论了如何利用北戴河休养区接待外国自费旅行者、客房价格、对外联络、交通及管理体制等问题。与铁道部商定北戴河火车站的停车问题，与民航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