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派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合理化之争.docVIP

独立评论派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合理化之争 　　摘要：20世纪3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中国大学因借法欧美而产生的弊端日益彰显，立身于教育界的独立评论派就国立大学是否应该合并、课程体系是否应该调整、教授兼课是否应该限制、出国留学是否应该取缔等诸多热点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学合理化之争。这场论争表面上看是如何实现中国大学的科学化，实质上却是中国化与欧洲化、美国化之争。独立评论派在这场教育论争中的观点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付诸实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发展走向，并对当前的大学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独立评论派；大学合理化；中国化；欧洲化；美国化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5-0044-09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家统一进程的逐步完成，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经济领域转移，提出了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所谓“十年经济建设计划”。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和法规，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掌控与引导，使得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学校数量不断增加，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办学质量日益提高，中国的大学教育开始步入发展的黄金期。但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作为借法欧美的产物，其在发展过程中因移植而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何实现中国大学的合理化，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甚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作为立身北方高校以教育为志业的著名教授和学者，以胡适、傅斯年、蒋廷黻和丁文江等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就国立大学是否应该合并、课程体系是否应该调整、教授兼课是否应该限制、留学教育是否应该取缔等事关高等教育的热点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学合理化之争。这场论争的主旨，从表面上看是如何实现中国大学的科学化发展，而实质上却是中国教育界就中国大学教育如何摆脱西方影响而展开的一场思想论战，是中国化与欧洲化、美国化之争。在这场论争中，独立评论派诸学人始终发挥着主导和引领作用，由于该派在政治倾向上比较认同国民党并在事实上掌握着北方各大学的管理权，因此其教育主张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在实践中得以推广和实施。梳理独立评论派在这次论争中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有助于考察自由派学人的大学理念，也可借以考察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及其对当前大学教育的影响。 　　一、国立大学是否应该裁并 　　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极度不平衡，高等学校的布局不均问题一直困扰中国高等教育。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1931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高校103所，在地域分布上，上海拥有22所，北京拥有15所，广东和河北各拥有8所，湖北拥有6所，五省市所占比例高达57%，而安徽、四川、新疆、甘肃、吉林和察哈尔六省只有一所高校，热河、绥远和陕西等10省则一所高校也没有。[1]这种大学布局的多寡不均引起国内教育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如著名教育家程其保就认为，由于“大学设校之偏”，一些青年可以方便地接受大学教育，而另一些学子则要么为求学“负笈千里，历尝艰苦”，要么无缘大学教育而“苦守乡园，不可自拔”。[2]不仅如此，这种状况也引起了1931年受邀来华考察教育的欧洲教育考察团的关注。这些来自欧洲的教育专家们在其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国大学的分布失衡问题，他们指出“中国大学在地理上之分布，杂乱无章，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数大学，其所进行之工作几全相同”，认为“大学教育集中于少数区域之现象，实属可惊。”[3]161为克服其流弊，他们建议中国政府对集中于大城市的现有国立大学进行合并或裁减。 　　独立评论派的主要成员丁文江教授认为，北平等地的大学“很多重复，很不经济”，确有合并之必要，但至于如何进行合并，则必须慎重进行。他提出，中国应该仿照英国皇家委员会的成功做法，成立一个专门的教育调查机构，在公平、公开调查的基础上，确立一个合并的标准，而这个合并标准应完全依学生的成绩优劣而定，然后“选择设备最完，或是成绩最优的院系做每系的根底，把其他重复骈枝的院系一齐裁减归并。”[4] 　　对于国立大学集中于少数城市的内在原因，独立评论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任鸿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他认为，这“虽然有许多环境上或物质上的理由，如人口的众多，交通的便利，商业的繁盛等等”[5]3，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原因，即政府当局在发展大学教育的时候，往往把日本的专门学校制度当作金科玉律。受其影响，本来一个城市中只有一所高等学堂的，“现在便改成了数个专门学校――如高等师范，高等工业，高等农业，高等医学之类”[5]3，后来随着民国大学学制的改变，这些专门学校便一律改称为大学。因此，照搬西方办学模式是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种分析，任鸿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