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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童话破灭与重建 　　摘 要：“还乡模式”是现当代小说中的重要主题，描写了漂泊城市的游子眼中的乡土中国。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延续了“五四”时期由鲁迅等开启的“还乡模式”，霍建起据此改编的电影《暖》也斩获了诸多奖项。从《白狗秋千架》到《暖》的改编，归结以来即为田园童话的破灭与重建过程，莫言与霍建起用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感基调表达了自己对乡村中国的理解。 　　关键词：白狗秋千架，暖，田园童话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其小说似乎与影视创作总是有着难以割离的关系。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到霍建起的《暖》，莫言的作品不仅使自己名利双收，也为相关的影视创作赢得盛誉――2003年霍建起改编自他的《白狗秋千架》的电影《暖》，连夺金鸡百花最佳故事片奖、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等诸多奖项，在国产电影中崭露头角。 　　小说《白狗秋千架》延续了现代文学史上由鲁迅等“五四”作家开启的“还乡模式”――离乡多年的井河在父亲的再三说服下终于下定决心“隔断丝丝缕缕”回到家乡。与“五四”作家笔下愚昧落后的旧乡土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效的是，十多年后回乡的井河面临的也是一场充满悲怆苦难的心理考验。如同鲁迅《故乡》中闰土的变化一般，《白狗秋千架》中因自己儿时过失造成右眼失明的小姑暖，如今已是今非昔比，嫁给粗鲁野蛮的哑丈夫，生下三个聋哑的儿子，曾经“婷婷如一枝花，双目皎皎如星”、能歌善舞、对外面世界充满憧憬和向往的暖，已经被岁月和命运折磨成衣衫破烂、面目丑陋、满嘴脏话的再普通不过的乡村妇女。这场“还乡”经历，留给主人公井河的完全没有还乡的喜悦，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与良心的谴责与考验。 　　如果说莫言《白狗秋千架》中由线条粗粝风格硬朗的高粱竖立起的高密东北乡完全打破了沈从文笔下原始柔美的湘西世界的田园牧歌，那么霍建起据此改编的《暖》，其意义就在于以完全相悖于原作的柔软温情在风中摇摆的茅草地上重建起这片亘古流传的乡村童话。 　　与“文学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道理类似的是，电影虽改编自小说，但往往又不等同于小说。受编剧的审美意识、预期的传播效果、受众的接受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影视作品的改编注定会与原作出现或多或少的差别，小到人物、地点、环境等细枝末节的改动，大到整部作品氛围、基调的完全颠覆。影视作品毕竟是与文学作品完全不同的文艺作品，它更多是以声色并茂的方式满足观众的“文学性”需要，因而二者之间也不应存在孰优孰劣之分。对于影视作品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我们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的评论立场，理性地分析二者的不同之处，体会两种审美效果的差异。 　　从这样的基点出发，《暖》对《白狗秋千架》的改编，主要从场景选取的差别、人物命运的改变、结尾的不同处理三方面实现了田园童话的重建。 　　一、场景选取的差别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王国是从《白狗秋千架》开始建构的。在《白狗秋千架》中，他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概念，也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竖立起刚直硬朗的高粱。“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乡民，也像这红高粱一样，性格粗犷豪放、硬朗野蛮，“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背景只适合用唢呐吹奏着悲怆的颂歌，永远也不会响起小桥流水边的琴瑟和鸣。 　　高密东北乡给了莫言打破原乡神话的底气和勇气，却不能给霍建起提供构建田园温情的土壤。于是，在《暖》的改编中，他将场景移至有着“中国最美村庄”之称的江西婺源。北方高粱地上世代生长起来的悲凉凄怆的格调也就被置换成江南古老典雅的水墨画般的恬淡含蓄的意境。对于选景动机，霍建起说“我把故事发生地挪到了南方，选择了江西古徽州的一部分，是一个文化氛围和自然景观都特别好的地方。那里的感觉像世外桃源，人特干净，在那里，你会产生一种离现实很远的感觉，是一种只有在中国古诗句中才有的境界。”[1]这是一幅由秋千架、茅草丛、小桥流水、雨巷、古屋组成的唯美诗意的乡村画面，它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温情、柔软、爱与想象，而不再是残忍、悲凉与创伤。在这片风中柔软摇摆的茅草丛中，霍建起尽情构建着他脑海中的恬淡温情的田园牧歌。 　　二、人物命运的差别 　　霍建起在《暖》中对田园童话的重建，除了重新选取故事场景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原作主人公“暖”的命运的重新书写。 　　在他的改编中，暖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不再是右眼残疾、面目丑陋，而改成右腿残疾、面容依然姣好；她的丈夫虽还是哑巴，但不再是外村野蛮粗鲁的陌生人，而是同村从小一起长大一直爱慕暖的男人；暖的孩子也不再是三个聋哑男孩，而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这样暖虽然依旧没有摆脱悲剧性命运，但其悲剧性已经被消解了很多，甚至有些许淡淡的暖意。虽然和丈夫依旧都是残疾，但却幸运地拥有一个稳定安宁的家庭，尤其影片中聪明健康的女儿丫更是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