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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进益见证两岸关系发展台前幕后 　　他曾经是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他曾为“汪辜会谈”做了很多前期和准备工作，他是舟山嵊泗人，在那里生活了14年。他，就是奔走两岸的台湾知名人士邱进益。 　　见证“九二共识”形成的台前幕后 　　1993年3月，邱进益出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1992年香港会谈的时候，他还不在那个位子上，但是他实际参与了幕后的决策。 　　邱进益说：“那个时候双方都没互信。因此对对方提出来的任何意见或者对方所提出来的想法，总觉得有点计谋在里头，这个方案会不会有陷阱。所以有点‘谍对谍’的味道。因此，当海协会相继提出五个方案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基会也相继提出了五个相对的提案。香港会谈时，双方就胶着了，因为海基会提出的五个方案，海协会没有办法接受。那么，相对的，海协会提出的五个方案，海基会也不能接受。结果就僵在那里，怎么办？后来，海基会的代表就请示我们在台北的最后的决策单位。当时，我在这个决策单位里头。我们觉得这个结要想办法解开。所以，我们又提出了三个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方案。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三个方案也就是后来双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当时的文字是我跟马英九先生草拟的。因为当时马英九先生也在我们这个决策单位里头。我们最后就草拟了这么一个方案。后来会谈虽然中止，海协会回到北京之后，用书面的方式来确认，同意我们所提出来的第十三个方案，也就是后来双方都能接受的‘九二共识’基础的那个文字”。 　　邱进益说，他和马英九先生制定的历史性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即“统一过程中，虽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内容，认知有所不同……，但事务性会谈不牵涉一个中国”。他说：“大陆方面表示同意、尊重与接受；对于一个中国，双方各自以口头表述，而不用文字表达。”这是后来“一中各表”的由来。 　　邱进益认为，“九二共识”是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创造的名词；因为大陆与台湾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有共识，口头各自表述“一个中国”有共识，但是对“一个中国”的内涵没有共识，于是双方搁置争议，求同存异。邱进益说：“因此，我主张称之为‘九二谅解（understanding）’，不过大家既然已经约定俗成，也就都采用‘九二共识’这个词汇。” 　　邱进益认为，“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如果没有1992年的“九二共识”，就没有1993年的“汪辜会谈”，也就没有1998年的“辜汪会晤”，更没有马英九先生上台以后，接续下去的这么多次的“两会”商谈。所以，“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两会”协商进入新阶段 　　在“汪辜会谈”举行之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与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就举行“两会”最高负责人“汪辜会谈”和“建立‘两会’制度化沟通管道”等问题进行磋商，达成“七点共识”。之后，又在新加坡就“汪辜会谈”有关问题再进行预备性磋商，其中有关两岸经济交流议题，因双方立场差距极大未能达成共识。 　　“当时是两岸40多年来最高层面的接触，彼此有许多猜忌”，邱进益表示，基于这种不同的考虑，他与唐树备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一定要让双方“双赢”，“因为我与唐树备有相同的背景，都是‘外交’系统出身，而且又是同乡，很多想法都一致，所以在谈判中许多技术性的问题也比较好解决”。 　　邱进益高兴地说：“如今，非常值得庆幸，两岸的氛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两会’协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两岸关系多年来累积的结果”。 　　“汪辜会谈”：一扇两岸的“机会之窗”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时，举世瞩目的首次“汪辜会谈”准时在新加坡举行，时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邱进益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 　　邱进益回忆：“辜汪会谈的时候，新加坡方面对我们蛮不错的，给予我们隆重的接待，尽量提供优惠条件。但是，辜先生什么时候到新加坡？我们就有很多考虑，是辜先生先到新加坡，还是等汪道涵先生到了以后再到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思维呢？后来，我们就讲了，因为汪道涵先生发的邀请函，所以他是主人，借个客地，他还是主人嘛，那我们客人不能先到嘛，如果我们客人到了主人还没到，那主人显得很失礼，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得安排在汪道涵先生到了的第二天，好像中间我记得间隔8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辜先生到了。到了之后，问题又来了，比方说，他们两个人之前也在很多场合见过面，但是正式以‘两会’领导人身份是第一次见面。那怎么见呢？我们住在不同的两个地方，新加坡给我们安排了同一个会议场所，但是给我们两个休息室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我就跟唐树备先生商量。我说，第一，汪先生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客人应该来拜会主人，而且汪先生比辜先生大两岁，中国人长幼有序，一定要来拜会。但是，也不能让辜先生自己来敲门说，我是辜振甫，我来了。作为主人，你得派一个代表去接辜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