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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郊区义务教育空间分异与治理机制 　　尽管国家提出要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的谨慎城市化政策，但由于大城市就业机会多、经济回报高、公共服务好，因此农村人口一直有向大城市流动的冲动。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新增城镇人口约1.5亿，其中76.5%将聚集在3大都市圈和18大城市群。① 随着外来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和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的迁移，城郊之间及郊区之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与服务水平差距日益突出，如何破解大城市郊区义务教育难题是未来城市化进程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大城市郊区义务教育的空间分异特征 　　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是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极而存在的，与城乡分立的社会格局相对应，知识上也形成了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的学科分野。在城乡封闭的社会空间里，教育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发生的，教育对象与教育空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面向农村学生且在县域空间内发生的教育就是农村教育，而面向城市学生并在城市空间发生的教育就是城市教育。这种城乡二元分立的思维惯性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教育知识生产、教育政策设计和教育实践活动。 　　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在城乡之间、城际之间的流动与迁移，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的界限分明、静止封闭的城乡社会空间遭遇挑战，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新社会空间正在形成，如“城中村”、“边缘区”等。相应地，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的教育空域及其连带问题成为教育矛盾的新焦点，如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异地高考问题等。表面上看，这些新情况是在城市空间内发生的，是城镇化的意料后果，表现为城市的空间扩展，但实质上，这些情况多发生在城市空间的边缘，它不完全是城区空间的均质外展，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郊区化现象，即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在城市大空间中的再生产或复制，是“城市二元社会结构”，② 在社会学上也称空间分异现象。 　　所谓空间分异（Space Differentiation）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即在一个连续的空间范围内，不同社会特性、收入水平和文化背景人的空间聚居，各种社会要素资源特别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空间不均衡分布，从而导致人口和资源配置出现分层化、两极化、隔离化的现象。郊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人口空间结构与教育资源分布之间就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 　　1.郊区人口居住空间的阶层分化。传统城区人口的居住模式是单位大院式的，尽管不同单位住宅区之间也会出现差异，但阶层分化并不明显。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城区人口的日益多元化，受中心城区可拓展空间和地租级差的限制，城市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开始向郊区转移。在商品房制度和现代交通工具的驱使下，他们期望选择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楼盘高档的郊区居住，由于郊区优越区位和高档小区资源的有限性和竞争性，社会群体间的经济收入分化甚至“极化”（Polarization）逐渐演化为在空间上的居住分异。而以外来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要么选择居住条件比较落后的旧城区，要么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近郊区甚至远郊区，或者干脆选择城乡接合部的廉价房或棚户区，形成所谓的贫民窟（slum）。再者，郊区原住民在失去原有土地后只能居住在原住地附近的单位小区或自家房屋，有的还靠出租自家房屋谋生。城市社会学家雷克斯和墨尔（John Rex and Robert Moore）指出，在英国伯明翰处于不利地位的移民受公共住宅分配政策和歧视的影响，只能被迫选择在都市内城租买老旧破烂的房子。因此，他们依据住房的不同状况（housing situation），如住房的产权性质、拥有住房的数量和质量、住房所在的空间位置等，区分出了不同地位差异的“住房阶级”（housing class）。③ 正如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时所说的：“我们不需要知道你的收入，只需要知道你住在哪里。”中国大城市郊区也正在出现因房地产价格差异形成的居住空间区隔，从而使郊区变成了一个“分化”、“碎化”和“区隔化”的社会空间。由于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能力、欣赏趣味、子女期望各不相同，因而导致对附近可及的公共教育资源的追求欲望与行动能力的差别。 　　2.郊区教育资源布局的空间分异。我国的郊区化并不仅仅是在城市中心区人口和产业集聚后，由于中心区地租上涨、交通拥挤等原因而出现的向郊区扩散的过程，还表现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郊区化生存、郊区农村人口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市民身份改变等。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郊区化的过程，毋宁说是一个“半郊区化”的过程。所谓教育的半郊区化就是在郊区地带学校之间所呈现出的一种非同质化、混合化、马赛克化以及入学群体之间所呈现出的一种社会阶层区隔化、身份认同内卷化的状态。从郊区学校看，由于郊区化动力机制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