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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刺激现状与后果 　　2012年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要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同时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公共投资力度。　　自2012年3月以来，经济衰退就一直是决策层决策的大背景。7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的经济政策也为“稳增长”。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等促增长政策。发改委也加紧了项目审批，拉动投资。　　但这些小打小闹对缓解经济颓势用途不大，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经济主体所期待的是再来一次全面的经济刺激政策，也就是“四万亿”。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经济形势分析和决策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定调未来一年的经济政策著称。尽管在此“定调会”上强调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但仍然明确了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关键”的。刺激新动向：从地方融资到央地合作　　近十几年来，投资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旋律，投资率居高不下，从十年前的40%以下，一路上升到近50%，与之相反的则是最终消费率从上个世纪末的60%降至低于50%的水平。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最登峰造极的表现是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衰退，政府启动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阻止了当年的经济下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竟然高达91.3%。　　政府要主导投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国有企业直接实现投资意图。要投资，就要有资金，2008年肇始的“四万亿”计划催生了大批以融资为目标的地方性平台公司，专司地方政府的基础建设投融资。如此一来，高启的投资对应的就是巨额的债务。2011年审计署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刀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占62.6‰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万亿元，占21.8%。而同期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额仅为4.1万亿元（不包括卖地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以信贷融资为主的融资平台显然难以再唱主角。寻找新的投融资模式被提上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虽然地方的国有企业在银行系统中难以获得信贷，但以央企为代表的中央国有企业手中仍然握有大量的信贷资源。在融资平台增量放缓的时候，地方政府要谋求发展，就开始求助于央企，自2011年起，频现央企与地方合作的案例，哪怕是像广东、浙江这样的民营经济大省，也不得不引入央企，在石油化工、钢铁等领域展开“央地合作”。　　当前央企与地方的合作，已达十数个省市，包括广东、山东、浙江、福建、湖南、河北等10多个省份，签约的投资项目超过10万亿元，再加上京沪津渝等央企传统的重点投资领地，“央地合作”已经形成了继“融资平台”后的新一波投资浪潮。　　除此以外，亚洲金融危机中广东等地方政府广泛使用的政府信托合作产品再次流行起来。“央地合作”以外，在信托业大发展的浪潮下，政府信托合作成为地方政府为资本项目融资的工具。政府信托产品中负责偿还或支付“项目回报”的合约责任，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执行地方政府政策目标的行政机构承担。评级公司穆迪在2012年12月份的报告指出，政信产品余额在2012年3月底之前的24个月本已处于下降趋势，但4-6月和7-10月却分别增长了近30%和19.9%。　　要素价格管制：国进民退的另一原因　　对当前的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相当多的批评指向所有制结构，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据了要害位置，致使投资率居高不下，也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并非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或者说市场准入许可），而是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或价格歧视）。　　价格是显示物品稀缺程度的信号，以此指导投资和消费。但管制中的价格和价格歧视扭曲了要素稀缺信号，引起了投资的错配。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哪怕是在已经连续多年高收入的今天，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基建都是有效率的。从基建投资额来看，江苏、山东等东部地区多数年份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以至于发改委频频限制其投资额度。但我们也会同样发现，江苏、山东等地的高速公路等基建设施存在投资不足的现象，基建利用效率远高于云南等地区。　　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各省针对高速公路的融资平台，其融资的利率并没有反映项目的风险水平。实际上，在利率管制并且明显受到抑制的情况下，资金明显被过度使用了。投资对GDP的贡献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正是廉价的利率。做一个简单的计算，以地方政府目前10万亿的债务规模，贷款利率上浮1%，就意味着一年多支付的利息高达1000亿，如按照政信合作的融资利率水平（9%-14%），多付利息将近地方政府年收入的一成。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哪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