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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视纪录片中主持人作用 　　摘要：从纪录片发展的历程来看，主持人和纪录片之间的合作始于电视纪录片的广泛出现。作为一种拥有着深刻内涵的视觉影像表达形式，主持人的加入从理论上来看是能够扩大其接受范围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纪录片的成长环境，站在主持人的立场上研究如何帮助纪录片更好地展现内容。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主持人 　　电影和纪录之间有着彼此支撑的血肉联系，电影的出现是从纪录开始的，而纪录片也是脱胎于电影而来的。电视媒介普及之后纪录片不断电视化，主持人开始出现在纪录片中。上世纪90年代，主持人曾经是纪录片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至今人们都还会津津乐道《望长城》中的焦建成，《万里长城》中的绪形拳。著名电视策划人，《东方时空》栏目策划薛宝海先生曾给纪录片生存下药方：“用有个性的主持人在现场直接与嘉宾对话的形式，不知能否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起到柳暗花明的作用”。[1]追溯电视纪录片的历史，这种“挑起事端的个人表达”如薛宝海先生自己所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在如今的电视纪录片中，主持人却并没有如期发挥作用。 　　一、纪录片中主持人的优势作用 　　电视纪录片不同于电影纪录片，他的表达方式强调更多的是适应电视之外的氛围，而非电影院那种在没有其他因素打扰的环境下全凭影片塑造出来的氛围。也就是说，家庭影院播放出来的恐怖片也许并没有电影院里看起来那么恐怖，而家庭中的纪录片则更是缺乏相应的理解氛围。创作一部纪录片对创作者来说，有着很深的价值观植入，他们希望观众能够完全理解作品的内容，以及画面中的语言和情感。理解需要一个安静的思考过程，然而观看电视的播出内容，对观众来说因为并不动脑，所以总是会损失一部分信息接收。以消遣为目的的观看习惯和纪录片的高度价值呈现存在着事实上的对立。所以在电视频道的播出电影纪录片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而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因为受电视播出的时间和数量要求而难以达到院线的水准。所以“主持人作为一种补偿电视收看弱点的手段改变了电影环境播放的纪录片创作者的主观热度，增加了外在性，引进了观众的??与感受，并在不自知的运用中完成了技术手段加入到价值充分实现的过程转换。”[2] 　　抛开媒介的客观属性，就纪录片自身的概念而言，其拍摄过程存在着天然的矛盾。纪录片内容要具有普视性，普视性不是内容的普遍使用，而是大部分观众观看之后会比较容易接受片中的观点，所以客观的拍摄手法是必然要求。然而拍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我在场”的主观拍摄视角，这种视角在片中用各种方式躲躲藏藏遮遮掩掩，所以我们在观看纪录片时所感受到的客观其实包含着作者主观地想让观众感受到的观点，“纪录片业内有一种很难理解的观念：你拍摄到的东西明明是你在场的东西，却一定要用你不在场的标准去评价”。[3]对于这一点，主持人的出现能够很好地中和这种矛盾，主持人的出现就是在画面里大方承认我在场的视角，他将和观众一样经历一种从未知到有知的过程，以人类主观的认知形式去观察客观的事物。“纪录片主持人……对事物的某些构成或要点进行表现或演示，并不违背纪录片要求纪实和非虚构的基本要求。”[4] 　　采用主持人介入纪录片的叙事在心理学上也有迹可循，“纪录片创新出许多新的元素，‘主持人效果’就是这些元素中最有分量的一种”。[5]纪录片是一种对认知过程的体验，当我们在认识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和所认知的事物过近就很容易厘不清自己和对方之间的关系，恰如意大利新闻工作者卡尔维诺所说，“要把地面上的人看清楚，就要和地面保持距离”。[6]如果说第三人称不容易建立观众的信任感，那么第一人称则过于容易博取观众的信任，从而产生博取同情之嫌。主持人面对镜头以第二人称直呼观众，不缺乏第一人称的亲和力，也不缺乏第三人称的流畅清晰，同时还能用可视的现象来进行阐述。比如《焦点访谈》的《收购季节访棉区》一期中，主持人在观察过程中握住一只茶杯并迅速撒手然后说“还很热”，并接着下判断“他们应该刚走不久”，要比空镜带到茶杯再到走廊，或者解说直接叙述“相关人员刚刚得知消息并迅速撤离”要真实可信得多。其实电视纪录片受到主持人化的影响已经比较深入，观众在收看的时候往往抱着一种好奇的求知的心理，这时一个主持人是很容易做到使纪录片易于接受，轻松氛围，又便于理解的。 　　二、主持人和纪录片的配合 　　在中国高校教育的培养下，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学生自身观念中有许多扔不掉的包袱，比如字正腔圆，责任，道德等等，这导致纪录片采用主持人的效果并没有预期当中那么好。杜宪曾经在《试论电视纪录片主持人的基本能力――兼忆凤凰卫视三部电视纪录片的拍摄》当中说，“在主持这个节目之前，我平时说话和播报新闻配音解说时的用声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采访现场为了拉近和被采访者的心理距离，最好用通俗的口语与各种人交流……这时候已经无暇顾及声音问题了”。[7]讲究用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