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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竟陵派文学世界性 　　竟陵派文学，是指中国明代晚期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1574-1625）、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的文学派别。本文试图以较新的视角，把竟陵派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论述，从而体现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的初衷。 　　（一）对世界古代诗集的简要回顾 　　西方文集的编纂开始于古希腊晚期，即亚历山大时代（相当于我国战国时期齐威王至秦惠文王年间），品达罗斯的颂歌是在作者去世以后编纂的，按所歌颂的庆典的时间为序。《荷马史诗》则是按希腊文的二十四个字母为序编成二十四卷。罗马人的文集编排法更为严格也更为复杂。[1] 　　欧洲中世纪文学，主要的有教会文学、封建文学和人民大众文学三类。前两类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后一类的中心部分是民间文学，也包括一些进步文人的作品。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史诗成为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辉煌部分，随着封建国家的形成而产生，和其他形式的民间文学一样，一般都是人民和集体的创作。[2]文艺复兴时代，十四行诗集极多，大部分按情节线索的起承转合为序编排。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抒情诗歌集，收集了四世纪到八世纪中叶约四百多年间长短诗歌四千五百首，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奈良时代（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叶，相当于我国唐代）。收罗的作者非常广泛，不仅有天皇、王后、朝臣、名媛的作品，还收集有很多农民、兵士、僧侣、艺人和其他人士的诗歌。《古今集》为以后的日本诗集树立了体例的楷模。及至近代，日本不断地有规模宏大的诗集问世，其中还有以敕选的诗集为范例者。[3] 　　以上所列的西方及东方日本“文集”、“集”，其实就是诗歌总集。我国能与之相比较者，自然是《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玉台新咏》、《古诗纪》及《古诗归》等，以文章、文选为集者，未予录入。继《古诗归》之后，我国的诗歌总集、别集，灿若繁星，难以尽数。我们探讨的是竟陵派的《古诗归》与西方文集的比较，因而就止于钟、谭的《古诗归》了。 　　（二）《古诗归》中的文学世界 　　《古诗归》，亦称《诗归》。它以时代为序，从远古至晚唐，逐代评选；古体、近体、乐府、歌谣、古语，无所不备。共选诗三千三百多首，八十五万多字。 　　把《诗归》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我们便能发现： 　　1、《诗归》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大约为四千年。从皇娥、白帝子、黄帝、唐尧、虞舜起到晚唐《萧山发地石刻诗》。皇娥、白帝子、黄帝、尧、舜，他们生活在古文献记载中的中国原始社会，尧、舜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 　　《荷马史诗》，多数学者认为史诗的最初形成大概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纪。《诗归》收录的作品，岂不是说明我国的诗歌源头比起《荷马史诗》来可能更远吗？ 　　2、《诗归》收录的作品，其作者的层面十分广泛。钟、谭根据自己的文学主张，确定入选对象，不拘一格。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很少选录，却选了许多具有批判性的作品。对名家的平庸之作不选；虽非名家，其作品堪称名篇者，则入选；虽非名家名篇，但其句属名句者，亦入选。帝王将相，名之凿凿；无名氏辈，亦赫然来归。其开放性、民主性，足以与西方文集相媲美。 　　如前所述，外国的文集能与《诗归》相类者，唯日本的《万叶集》。 　　3、《诗归》是以选诗、评点的方式贯彻其文学主张的。这种选评的方式，为一般读者学习、欣赏、借鉴古诗、唐诗，构筑了一座平台，一条通道，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因钟、谭是著名的诗人，《诗归》的选诗、评诗，体现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在揭示诗歌篇法之妙，在对炼字炼句钩沉发微的同时，探求古人真诗的核心，对启迪后学，大有裨益。这又是外国的文集所不可比拟的。 　　4、《诗归》刊行后，引起了轰动。钱谦益（1582-1664）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篇，奉之如尼丘之删定。”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诗归》出，而一时纸贵。” 　　当然，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犹太的《圣经》等等，对欧亚各国的文学和艺术，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象我国《诗归》所体现的那种人文规模和制式。 　　（一）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举要 　　在古代，西方的“诗”泛指一切文学，所谓诗学是指文学的理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最早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诗学》讨论的范围包括诗歌、戏剧（悲剧）等。 　　西方文学理论一开始就以史诗和戏剧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国文学理论着重讨论诗文的立意、诗文情感的抒发、诗意的领悟、诗的语言文字的运用。[4] 　　梁代的《南齐书》，关于“文学”指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这里，“情性之风标”，“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指的是内容；“神明之律吕，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指的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