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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传统婚姻历史局限性 　　摘要：婚姻现象是一个伴随着人类产生而产生的历史现象。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又是人生的大事，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婚姻制度有三大特征，主婚权属于父母，婚姻目的是生育，婚姻规范是男主女从、包办、买卖、顺从。中国古代把婚姻摆在家庭乃至宗族附属品的位置上面，婚姻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一夫一妻制（多妾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缔结遵循“六礼”。婚姻中的财产拥有者属于丈夫或长子，妇女附属于男子。 　　关键词：婚俗；传统；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在中国几千年的婚姻生活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却更适合自身繁衍生活的婚俗礼制，它包含的婚姻观念、婚姻行为、婚姻礼仪尽显中华民族本身特色。这种婚俗礼制万紫千红、五花八门，尽管优劣参半，但皆为中华传统婚俗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婚姻进行历史考擦，其局限性如下： 　　一、无自主性 　　传统中国婚姻的一大特点就是包办婚姻，其主要表现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可违”成了青年男女必须遵守的信条。清朝就规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1]在婚姻大事上，婚姻当事人无条件的盲目服从父母，而不是双方平等、合理的协商。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齐风南山》中就有记载：“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里的“必告父母”、“匪媒不得”道出了古代青年男女对于包办婚姻的无奈。《礼记坊记》中记载了孔子的论述：“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别也。”《孟子滕文公下》中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栩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即使到了近现代社会父母包办婚姻的影响仍很强烈。如民国时期的湖南湘乡还存在着“为父母者，多不待其子女之成年，即以为之订婚”[2]的婚姻陋俗，从中我们清晰的看到了包办婚姻的疯狂和野蛮。总之，传统婚姻是父母本位的婚姻，是男女当事人身不由己的婚姻。 　　二、买卖婚姻 　　中国传??婚姻文化深层次的一大特点就是以财富为条件的经济性。传统婚姻通常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俗称“六礼”。在每一个环节中都或多或少充斥着买卖婚姻的因素，“聘则为妻”、“无币不相见”成为不可动摇的婚姻原则。于是，就出现了“门第不合，不许轻婚”，“门第不当，断不苛求“的现象。《礼记曲礼》云：“非受币不交不亲。”这说明早在奴隶社会钱财对于婚姻的成功与否已经是至关重要。到了封建社会买卖婚姻的陋俗更是越演越重。如东汉家财万贯的郭举与自己财产相当的窦宪结亲。王充评价当时婚姻时说：“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此外，“清初聘礼极微，言及财物。人成耻笑之。光绪季年。风气丕变，聘金有二三十金，或竟四五十金者。民国则变本加厉，议及婚事，先讲元额，‘番饼二百板’亦几成口头禅。”[3]结婚完全成为了家族交易。同样，男家也会对女家的嫁妆品头论足。如，在四川合江，嫁女者“虽贫苦，亦必备床帐、衾枕、箱柜始可以嫁，举债不惜，否则匪为媒氏受诟，往往舅姑因此虐其媳，夫以此薄其妻”。[4] 　　三、抑制女性 　　中国传统的夫妻伦理关系表现为抑制女性的特点。其中的一大表现即“一夫多妻制”。传统婚姻中“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5]。男性一般有一位正妻和多位妾，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反过来女性却要“从一而终”、“好女不侍二夫”。据《史记张丞相列传》中记载，汉代丞相张苍“妻妾以百数”，甚至造成“内多怨旷夫”。进入近代，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虽提倡“一夫一妇”，禁止缠足、买卖奴婢。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仍沿袭了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度。抑制女性的另一表现即“男主女从”、“三从四德”。在传统的夫妻伦理关系中妻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她是丈夫的附属品，必须服侍和顺从丈夫。即“夫为妻纲”、“夫者倡、妇者随”。此外，妻子没有独立的个人财产、女子也没有财产继承权。最后，在传统的夫妻伦理关系中，离婚是丈夫的特权。妻子必须“从一而终”、“好女不侍二夫”。婚后，妻子若犯了“七出”（无子、淫佚、不顺父母、多言、盗窃、妒忌、恶疾）中的一条，丈夫便可休妻。 　　四、繁衍继嗣 　　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是“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这种婚俗思想的支配下，传统婚姻强烈的表现出具有繁衍继嗣的特性，以至于把繁衍继嗣看成了婚姻的唯一目的，无视甚至贬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情爱，如新婚夫妇铺床时会将红枣、花生、栗子、桂圆等象征多子多福的食物置于衾枕中等等。此外，这种婚姻特性也带来了种种陋俗，最典型莫过于早婚现象。“关东以前，土广人稀，早婚之风，较内地为甚，奉省久沿积习，迄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