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十年一场教育治理现代化洗礼.docVIP

潍坊十年一场教育治理现代化洗礼 　　教育问题虽集中表现在课堂上，但其根源绝不只是课堂上的教与学那么简单 　　2001年，潍坊人痛彻感受到了课程改革的紧迫性。 　　当时的课堂上，或是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木偶般地听；或是老师虚张声势地问，学生索然无味地答；或是老师费尽心机地诱导，学生揣摩着应和，顺则皆大欢喜，若有旁逸斜出，则会被漠视，直到出现老师满意的答案――课堂上师生身心疲惫，了无兴趣。 　　如何尽快推动课改？潍坊市教研室制定出“学科教学建议”，指导教师改进课堂教学，并进行达标验收。要求第一年35%达标，第二年达标65%，第三年85%以上达标。 　　然而，在验收过程中，他们发现作假现象严重：验收时，教师按要求上课，验收人员一走，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十年后，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张国华回顾当时的状况，说：“这促使我们对改革路径进行重新思考。教育教学毕竟是个体的、个性化的东西，无法用一种方式来解决全市所有学科、所有老师、所有学校的问题；它应该是多元的，这样才能遵循一种规律性。” 　　“那是一次很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老师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学理念，缺乏改变教学行为的内在自觉，也就不能改变教学行为。” 　　从这次失败的尝试开始，潍坊开始思考改革中教育局的定位：正如我们习惯于把政府看作一个肩扛无限责任的高度权威主体一样，我们也往往把教育行政部门视为无所不能的教育主体。它可以负责教育资源的分配、可以一手包办校长老师的任命，甚至可以为学校选择教学方式的改革……多年来，专家们痛心疾首地说，中国不是“教育家办学”，是“教育局办学”。 　　幸好，潍坊及时刹住了脚步，“学科教学建议”第三次达标验收被他们自己大声喊“停”。 　　如何从根本上调动校长、教师进行改革的积极性？如何遏止教育行政部门插手微观管理的冲动？如何保障在教育局放权后，学校能交给真正的“教育家”？要知道，教育的问题，虽然看起来都集中在课堂上，但其根源绝不只是课堂上的教与学两方面行为那么简单。 　　潍坊改革开始了华丽的转身： 　　2001???，潍坊创建教育综合督导评估制度。 　　2004年，校长职级制开始试水，并配套以校长选聘等制度。 　　2005年，全市推行中考改革，配套以中学校长负责制、评价结果备案制、初中教师推荐诚信制等一系列制度。 　　2008年，市教育局向第三方购买服务，以查处违规办学行为，开展学校评估。 　　2009年，试点推行学校理事会制度，并尝试把部分薄弱学校委托给社会中介机构管理。 　　…… 　　潍坊改革不再只是在课程改革上做文章，而是从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考试评价制度、办学治理制度等多个方面协同推进，犹如五指联动，奏出了一首辉煌夺目的钢琴曲。 　　“现在看来，我们这十多年的改革，始终坚持了综合改革的思路。但改革越深入，我们越认识到，不管哪一方面的制度改革，最后都指向教育行政部门自身的变革。”局长张国华说。如校长职级制涉及教育局的用人权、高中自主招生关系到教育局的招生权、向第三方购买评估服务则关涉教育局的评价权，等等。 　　从这个角度分析潍坊十年改革，尽管综合改革涉及到教育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一直是非常明确的，即一步步剥离教育局各种不应该垄断的权力，让权力各得其所，以实现“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发展新格局。 　　《宋史》中说：“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它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寓意，即善于抓住事物的中心和关键环节，带动其他环节问题的解决。而对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来说，其间的“纲”和“领”是什么？潍坊经验表明，应该是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简政放权，重构政府、学校、社会的新型关系――而这，正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 　　不能用单一制度的推进代替制度体系的建设 　　什么是教育治理体系？它是在党领导下管理教育事业的制度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制度。 　　因此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涉及重大的制度创新问题。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提出，未来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枝枝节节的修补或改良，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变迁”。 　　这一点，在潍坊表现得非常鲜明。 　　从2004年开始的校长职级制，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已形成了包括12项改革制度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为了选好校长，保证优秀人才进入教育管理层，潍坊先后出台了“校长后备人才制度”和“校长公开遴选制度”，前者可以很好地保证校长队伍有“才”可选，后者可以保证选到好“才”。 　　为了科学有效地管好校长，最大限度地调动校长的潜力，先后制定了“校长职级评定制度”、“校长职级绩效工资制度”，彻底解决了校长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矛盾，极大地调动了校长的积极性。 　　为了用好校长、科学持久地发挥优秀校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