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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赋予“谢师”更积极内涵(等5 则) 　　又到了欢欣毕业季，如何筹办一场靠谱的谢师宴（升学宴），成为家长和学生共同关心的话题。有人开玩笑说，高考考的是学生的脑子，高考过后考的是家长的票子。每年高考过后，社会就进入“后高考模式”，“后高考经济”随之启动，很多学生进入购物狂欢状态。家长在替孩子支付一笔笔账单的同时，还要考虑要不要办“谢师宴”――要办的话怎么个办法，规模多大、酒席价格如何、什么时间办合适等等。 　　这边家长在为“谢师宴”忙碌，那边老师也很纠结：主管部门和学校严禁参与“谢师宴”等宴请活动，但长时间相处和家长都成了朋友，不去拂了人家面子，不好，去了又违反规定，也不好。古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为孩子传道授业解惑，很辛苦，现在孩子高中毕业了，马上就要开始一段崭新的人生历程，好好感谢老师也是应该的。不过，以“谢师宴”这种形式感恩老师，既无新意，也很俗气。难道感谢老师就没有其他方式，非要在“吃喝”上大做文章吗？ 　　实际上，“谢师宴”早已成了学生家长、学生、老师的心头之痛。在这种不良风气裹挟之下，家长、老师以及学生都是受害者。“谢师宴”增加了家长经济负担，增加了老师心理负担，破坏了淳朴的师生情，也可能给学生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生活造成阴影。如此，还是不办为好。我以为，让感恩载体丰富起来，让感恩行动多元起来，才能赋予“谢师”更多的、积极的内涵，才能重塑师道尊严。 　　应建立考后心理干预应急防范机制 　　吴玲 　　6月24日是查询高考成绩的日子，安徽各批次录取分数线随即公布。合肥一考生因成绩不理想，查得分数几小时后从27楼坠落。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但已经晚了，男孩永远回不来了。 　　类似的惨剧频繁发生，每年高考过后都能听到这样令人痛心的消息，某某因为高考失利而自杀，这是社会的悲剧。心理医生认为这与学生自身的思维角度、抗压能力和家长、老师对学生情绪的关注不够有关。在心理学上，这类遭遇挫折后突发的自杀称之为“情绪性自杀”，是当事者在遭受打击后对生命与尊严之间的一次错误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错误选择是由于当事者的认知方式发生了错误，往往把挫折的后果极度地放大，心理防线完全崩溃所致。 　　高考失利出现的自杀事件，可以说是学校、家庭、社会在心理教育和干预问题上的缺位。把高考后的压力寄望于学生自身精神的调整，自我减压，这是不现实的。应该引起家庭、学校、社会的高度重视，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广泛防范网络，比如在学校开设心理课程，每个班级设心理观察员，让他们接受简单的心理培训，可以简单鉴别出哪些同学出现了心理问题，及时发现后上报给老师，这样可以做到提前预防。同时，学校还可建立老师、学生、家长三位一体的自主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组织由心理专家、学者组成的心理教育干预的专门组织，进行有效的社会精神关爱、减压、事前防范等措施，作出切合实际的预期，避免酿成这类自杀惨剧的再度发生。这不仅是家庭、教育部门的事也是全社会的大事，必须尽快提上社会议事日程。 　　不可亵渎法律的教育职能 　　李倩 　　6月6日，明光市某校高三学生小刚（化名）因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罪被立案调查。 明光市检察院综合考虑该案事实、情节、嫌疑人态度和已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况，在受理当天就作出了不捕决定，从而让小刚有机会赶上了今年的高考。（见《安徽商报》） 　　前几日，在一篇名为《和中国高考生家长讲道理有多难》的文章中这样讲道，“在他们眼中，只要有高考做‘免死金牌’，一切都合理合法”。为了高考，电梯可以停，居民马桶不能冲，拦车封路暴力护考都该被理解。这么看来，考生猥亵妇女涉罪也可以独立于司法程序，考生涉罪不捕看似合情合理，但高考这块“免死金牌”并不能凌驾一切。此次事件中，由于高考的特殊背景，涉案人员“考生”的特殊身份，检察院的司法审判明显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影响，从而使得审判的天平发生倾斜。 　　但在司法独立中，人情、关系的影响虽不属于司法独立的内容，也就意味着很多情况下法官必须考虑公众的反映，这也是此次事件中，法院在考生因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罪被立案调查的情况下，却不予拘捕的重要原因，但司法机关对公众反映的正确解读以及作出合理合法的司法判决才应是最终落脚点。 　　再回到教育本身，教育的形式有很多。学校施教为教育，法律的惩罚同样也是一种教育。人生在世孰能无过，关键在于正视自身过错，今日的“免死金牌”救学生于牢狱，却也可能让其失去深刻认识自身错误的宝贵机会。检方今日的手下留情，是对法律教育职能的亵渎，也是一种教育失职。须知一时的溺爱与保护，难保永久的平安无事。 　　性教育应当提早 　　张奇 　　记得有一天，上幼儿园的儿子被邻居接回来时，刚看到妈妈就问：“妈妈，我的同桌小青说我是从树杈间落下来的，还骂我是野种。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傻孩子，你是医院里的医生从妈妈肚子里抱出来的。”妻子搪塞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