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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性善恶假设 　　魏徵是历史上有名的敢于犯颜的人臣，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勇于纳谏的人君，这一对圣君贤臣成就了历史上很多佳话，为后人津津乐道，成为后世君臣之楷模。当然从传说中的彭祖到现实中的比干，到中学生都知道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再到中学生未必知道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历史上敢于披龙鳞逆圣听的忠臣，代不乏人。当然所谓圣明天子也时有出现，独夫暴君更是不绝如缕，留下的佳话不少，惨烈的牺牲更多。我们歌颂前者，而怵惕于后者，其实两者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只要这个制度不铲除，这样的悲喜剧还会不断上演。寄希望于君圣臣贤是古代愚氓的幻想，现代社会的人们如果还抱有这样的期待，只能说是活该不配有好的命运。 　　相信人性本善，只能用于日常生活领域，善有善报也只能是一种个人信念，你相信你就这样行，并承担任何可能的结果。而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必须坚持人性本恶的人性预设。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预设基础上的，我认为人性恶的假设非常了不起，这个伟大的假设为监督和制衡权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注意，这是假设，不是真实，因为真实谁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假设来构造一个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这在社会科学中尤其重要。 　　比如说，关于人性善恶，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没有必要争论，也不必去证明，我们只要一个假设就够了。那么，是假设人性恶还是人性善呢？这会导致整个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教育体系截然不同，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儒家文化的庞大体系就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而基督教文化则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我认为整个基督教文化也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这个假设就是上帝的存在，就是假设有一个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存在，人类的所有思想和行为都在他的注视之下，最后由他来进行评判。而中国人则不相信有这样一个人格神的存在，中国人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是世间万物，包括人，而没有造物主，即使有时把“天”看作是世界的主宰者，但没有把“天”看作是一个人格神，“天”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且“天意从来高难问”，甚至认为“人定胜天”。其实，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这也是无法证明的，那么我们就假设它存在或者不存在，在这儿，中国人和西方人又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设定，我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都是源于这两个不同的假设。 　　魏徵进谏就是基于人性善的设定，历史上所有的谏臣、诤臣、直臣、忠臣等等都相信君主本性是善的，是能够听得进自己的意见的，并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劝去做的，是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圣明天子的，至于现在还没有采纳自己的忠言，只是因为：一，我说得还不够多、不够好、不够深刻有力，所以暂时还不能打动他；二，他受到一些小人、佞臣的蒙蔽，内心的善性被遮掩住了，所谓“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总之，君主内在的“明”和“公”是早就设定好的，君主能够被打动也是不容置疑的，哪怕龙颜大怒甚至杀了我、杀了我全家，也不能否定君主的圣明，只是表明君主被蒙蔽之深。所以，后来者仍须努力，以我为榜样，前赴后继，焚膏继晷，刮垢磨光，让君主的圣明大白于天下。 　　一个人的信念是很可怕的，一旦确立了某个想法是很难改变的，无论什么结果都在证明他的正确。君主接受了自己的规劝，表明君主是圣明的；君主没有接受，表明圣明被遮蔽；君主越拒绝越表明圣明被遮蔽得深。他从来不会去怀疑“君主圣明”这个前提是不是有问题。其实，如果你一开始就接受了人性本恶、君主不圣明这个前提，后面的行为和结果也是能讲得通的。君主不接受忠言，可见不圣明；君主接受了，只是出于不得已、暂时忍受、一时糊涂等等。有道是“忠言逆耳”，可见，不听忠言是正常的，普遍的，闻过则喜是奇怪的，少见的。有人说，反正都没有根据，为什么要假设人性恶呢？道理很简单，假设人性恶，你就不会迷信人治，而要努力去寻找其他途径，比如说法治、宪政、分权、制衡等等，这就是西方人经过几百年探索和实践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 　　《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个“正确的废话”之经典文本，通篇空洞迂腐的道德说教，有精神感召力而无现实约束力，看似文采飞扬，情真意切，实则陈词滥调，隔靴搔痒。文中所讲的道理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孔孟荀早就讲过（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荀子“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的相关表述），而且说话的腔调和习惯都一个样，比如用排比句来造势，用比喻来说理。我们知道排比主要是以气势压人，而比喻则是一种几近原始的思维方式，基本上就是瞎联系，毫无逻辑性可言，只是一种文学手段，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论证方法。 　　作者说“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这句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虚伪的吹捧，而是真诚的相信，不是劝谏的策略，而是立论的前提，也就是古往今来的魏征们对人性的预设：人性善，人君之性极善。人臣要做的事情就是经常地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极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