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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艺术中痛苦泛滥 　　摘要:今天的艺术领域痛苦被到处倾泻。表现痛苦的艺术虽然并非没有意义,但它并不比快乐的艺术高明。通常的观念认为快乐的艺术是肤浅的,痛苦的艺术才是深刻的。这是因为人们赋予了痛苦以意义。然而,痛苦是没有意义的。本文主要通过人们对死亡的看法,对痛苦有意义论的反拨来论证以上的观点。 　　关键词:痛苦美学;死亡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1-0190-02 　　 　　人一出生,便被死亡追杀。 　　人生的痛苦让人类在几千年前就追问活着的意义。一般的看法也认为表现痛苦的艺术更有价值,更有分量。反之,表现欢乐的艺术则被认为是肤浅的。在我们的消费社会这一概念被进一步扩大,痛苦变成一种可供消费的主题。于是,这个能卖钱的主题,就像一个标签一样,贴在了一切文化形式上。 　　痛苦在艺术中是除了性之外第二大表现主题。表现痛苦的艺术主要分为两类。这种分类是基于一个度,适度或者过分。 　　第一种是表达不能不说的痛苦。比如,伤痕绘画。在文革时期有很多表现知青快乐生活的绘画,直到80年代的伤痕绘画和90年代连续剧《孽债》,终于让沉默已久的人们从长期的“我痛苦,但我不能说中”走来,喊出了对一个时代反思和质疑,也表达了对逝去的青春的无奈和痛惜。 　　第二种是我们可以称其为痛苦美学的东西,它们将痛苦当作消费品。它们赋予痛苦各种各样的意义,一旦痛苦变得可以消费,许多人就开始大肆制造虚拟的痛苦供人们“享用”。将这一形式发展到极致的就是好莱坞的灾难片。例如,《2012》。导演艾默?里奇自己都说:“这已经是我能想象到的人类灾难的极限。”它是好莱坞灾难片的最典型的例证。许多人喜欢看灾难片,但实际上没有人愿意置身于这种灾难中。正如本杰明所说:“人类……能够把自己的毁灭当作一级美学愉悦来体味。” 　　我主要批判的是第二种。 　　说到痛苦,我们一定要看杨志超的作品。将烙铁加热,烫在后背上,烙印上本人的身份证号码;从黄河取土,通过手术埋入身体……最著名的莫过于《种草》:在不使用麻药的情况下,一名医生用手术刀在他的左肩胛骨处,切开了两个刀口,然后,把从苏州河边采集到的两株新鲜青草种入。对于《种草》这件作品不管它的意义是什么,它主要对人们所造成的冲击是对痛苦的呈现。但是他本人对《种草》这个行为的感受却是“事后感觉很祥和”。与杨志超作品有相同效果的是赵跃的《格子》。 　　赵跃的《格子》就是在艺术家本人的脸上用刀片划出格子型的刀口。这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品。它将矛头对准了父系社会的男性霸权。一方面,格子指的是父系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规范和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就像割在作者脸上的格子一般,使承受者背负巨大的痛苦;另一方面,她向“女性的相貌=价值”这一恒古不变的等式发起反抗,通过毁容…… 　　以上这一段阐释是“回头再说”的东西。辛辣的残忍和血腥,才是这个行为成为一个事件的关键。“每当有人自尽或以某种方式自残时,从某个方面说,他或她其实是在试图引起人们的注意。还有什么能比人的身体更引人注目呢?而在身体方面,又有什么能比自残更令人触目惊心呢?” 如果说当代艺术是以一种事件的方式呈现,那么身体的伤害正好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逻辑的错觉,似乎只要你敢于承受和展示巨大的痛苦,就可以获得社会的关注,作品就获得了意义,在某中程度上来说就成功了。这种成功来自于人们赋予了痛苦意义。然而痛苦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并不因为经历了痛苦,人生更有价值。艺术作品也不因为有痛苦才更有意义。 　　让我们从死亡着手来看这个问题。死亡是痛苦中最重要的主题。 　　从经验来看,人都是要死的。当幼小的心灵运用归类法认识到自己和地球上生活的其他60亿个生物都同样是人时,便可以通过普遍的经验得知“自己是会死的”这一结论。既然终将死去,为什么还要生活?弗洛伊德在一篇表达对一战看法的文章中提到人们对死亡的看法:“我们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倾向,试图‘暂缓考虑’死亡,或者从生活中将它排除掉。我们总是想把死包起来,秘而不宣,……我们确实很难设想自己之死,而每当我们试图去设想死亡时,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因此,心理分析学派敢于这样认为:说到底,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死,换句话说,在无意识中,人人都确信自己长生不 　　老。” 　　许多人批评轻松愉快的艺术,说它们竟然将人类的苦难――如此广阔的领域给忽视掉了。然而这种视而不见并非罪恶深重,它不过延续了人们一贯对待痛苦的方法――遗忘或不去想。并且正是这种遗忘功能让大多数人保持精神的相对健康。我相信这种遗忘功能是人类进化出了思考能力后,又进化出的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当痛苦无法抑制的时候,就把它遗忘掉吧。清水玲子曾在漫画《异星奇龙》中讨论过遗忘机制。机器人艾利的朋友和科学家的对话: 　　科学家:“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