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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中创新与监管 　　创新与监管长期严重失调积累的祸端，使美国引以为荣的成熟市场体系成为危机的发源地。中国应科学地吸取教训，促进创新，突破监管，清醒地把握历史机遇 　　 　　美国总统布什说，酒本是好的，但华尔街喝醉了！这恰是当前金融危机源头的形象写照。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创新是国民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以来，机构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工具创新、市场创新、交易方式创新、服务创新层出不穷，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然而，当市场陶醉在“金融创新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美梦中时，危机已经悄然降临。 　　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不断衍生和累积着金融体系的风险。 　　现代金融体系出现后的200多年中，世界各国爆发大小金融危机100余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研究报告称，仅1980年到1997年间，世界上133个国家――几乎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四分之三，经历了金融业的严重问题，其中发生“危机”的有36个国家共41例，发生“严重问题”的国家有108例。这些国家为化解金融风险，耗资高达25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有增无减。 　　可以说，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就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博弈的历史，也是金融奇迹与危机共生的历史。 　　 　　 　　美式金融创新的泛滥 　　基本的金融衍生品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四类。全球每天70％至80％的流动性由衍生品交易造成。流动性过剩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创新需求，全球化和信息化提供了越来越现实的创新手段。 　　摩根大通公司董事总经理伯里安德在美国期货行业协会第23届年会上说，2007年前九个月，全球各交易所共创造了7300种新的金融衍生品。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各衍生品交易所期货、期权成交虽受次贷危机影响，仍增长28％，总量达152亿手，增幅创2003年以来新高。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2007年全球所有未清偿的场外交易衍生品（包括债券、外汇、商品、股票、利率）的名义价值暴增44％，突破596万亿美元。创近十多年来最大增幅，是全球GDP的10倍以上。 　　这些泛滥的美式“金融创新”，则越来越凸显出以下特点： 　　自由性。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说，东京和纽约的金融市场可能是全世界的两个极端。在东京除了股票或者债券，其他金融产品上市前政府审批可能长达两年。而纽约的创新产品可以是“太阳底下的任何东西”。金融机构马不停蹄花样翻新，不需论证也没有监管，只要有对手买，能成交就行。当然，买方大都是金融机构。事实证明，衍生工具的超规模创设，提高了全球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 　　模糊性。衍生产品本是基于基础资产而派生的金融产品，其基础资产如果是人们熟知的商品、证券、外汇，则标的十分清晰。可美国不少衍生产品自身也逐渐变为“基础资产”。除了传统的外汇、利率远期、掉期与期权交易，很多银行还对基础OTC（柜台交易市场）衍生品进行组合，嵌入更为复杂的交易品种，而许多人盲目迷信“高科技”的魅力，使那些更独特更复杂的OTC衍生品往往比基础OTC衍生品市场拓展速度更快，推动金融衍生品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在许多金融机构眼里，只有模糊神秘的效果，才具备足够的市场吸引力。 　　投机性。衍生产品普遍采用保证金方式以小搏大。杠杆比率轻率设定且不断加大，机构平均30倍的杠杆效应不断助长着过度投机行为，投资银行在激进参与的同时难以对风险进行足够的控制。一方面，一旦投资出现问题则亏损远超资本金；另一方面，高杠杆使投资银行对流动性要求不断升高。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融资来填补资金缺口；一旦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便使其融资成本上升而无法维持流动性。 　　投机性日益增强，也推动了专门投机于衍生工具的对冲基金超常规发展。2008年初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已达2.6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5％。一个几十亿美元资本的对冲基金，通过杠杆效应可操作上千亿美元的衍生产品交易，从而助长了投资向投机行为转化。 　　规避性。金融创新为绕开监管的束缚，竞相发展场外交易（OTC方式）。据国际清算银行、各国监管部门及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ISDA）调查，衍生品场外交易1999年前年增速20％至30％，2001年为16.7％，及至2007年下半年，全球所有未清偿的场外交易衍生品的名义价值增长15％。场外交易未清偿合约价值在场内交易的5倍以上，有些国家场外交易规模甚至占整个衍生品市场份额的80％以上！在场外交易产品中，CDS（信用违约掉期）是最耀眼的“明星”。2004年到2007年三年间，CDS的承作金额增长了近10倍，其中绝大多数合约为1年至5年期限，从而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伏笔。 　　 　　美国监管日趋滞后 　　2005年5月，面对舆论质疑衍生品泛滥、要求美联储介入对次级抵押贷款行业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