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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美国新政府亚洲政策 　　未来数十年内，美国可能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在亚洲地区继续占优势地位。不过，“亚洲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包括日本)地位的提升将成为平衡地区权力政治的重要力量。 　　 　　与亚洲分享权力 　　 　　中国和印度经济业已取得明显的快速发展，或许，它们的经济成长步伐会减慢下来，但这会为两国军事部署进行重大调整创造条件。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可能比现在更无法容忍用国防预算来分摊政府的其他开支，比如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和环境费用。 　　从美国国家立场考虑，美国应该在亚洲地区带头组建一个多边安全协议，使其他国家在维护安全和繁荣方面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并让其他不论大小的国家都能感受到繁荣的预期。 　　同样，通过构建一个机制，发展并推动贸易金融活动，这不光对美国有利，对该地区同样有利，这样才能建成使更多人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经济。到目前为止，美国所做的努力多缺乏合作性和区域性。事实证明，亚太经济合作论坛运作不畅，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亚太地区从1997年金融危机的损失中恢复过来后，出现了过度的外汇兑换控制与其他矫枉过正的政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混合的全区域协议应该尽量避免出现，而银行间的协调机制和有效的货币咨询机制的建立尤其应该值得重视。 　　美国公众以自己国家的伟大而自豪，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有丰富的资源，来源多样化和富有创造力的人口，更重要的是，美国有一个高效的以宪法为基础的制度。美国之所以伟大还因为它避免了单边主义，它与其他国家结成广泛的联盟去实现公共目标，通过发挥同盟和朋友的力量使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一个新的时机摆在美国新政府的面前：在美国实力尚未衰落，执行任务还没有困难之前，美国有机会也有责任现在就采取措施，在亚洲建立一个在未来数十年能保护和推动共同利益的框架，从而帮助美国再次获得领导者的优先地位。 　　 　　学会与中国打交道 　　 　　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和兴趣不太一样，过去的美国七届政府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建设性的交往和合作形式。在克林顿执政初期，中美两国关系暂时偏离了这一轨道，后来发展到人权和贸易领域的冲突，其结果都是以令人难堪的局面收场，使美国的目标实现受到影响。 　　除了中国，亚洲地区对美国来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参与土壤。由于中国政府治理缺乏透明度，这使亚洲其他国家感到担忧，对中国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也心存芥蒂。如果美国试图控制中国，甚至与中国对抗，同样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他们不得不考虑卷入冲突的必要性和后果。即便中国将来的对外行动会使其他亚洲国家联合对抗中国，美国也不提前做出反应，这对未来形成联合阵线将更为有利。 　　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政策重点和立场的设定采取了异常积极的态度，否则，他们将无法有效管理中国。美国的下―任总统应该尽快将自己的政策重点清楚地告诉中国领导人，建设性合作将产生怎样的成果。美国下一任政府应该清楚地向中国表明，它要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角色。这对协调与中国的利益和观点的矛盾、创造摆脱贫困的经济手段，以及维护地区和平都有益处。 　　布什政府执政后期提出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保尔森财长已经将此工具发展为顾及长远利益的政策工具，比如金融结构和操作、能源利用和气候变化等。这项工具与结构障碍改革(SII)较为类似。SII始于老布什政府，在克林顿时期得以延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仍有深入发展的潜力，将难以解决的问题在非政治环境中成功地解决，以便在可以期待的时间里寻找到解决办法。 　　美国副国务卿与中国高层的对话，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意见交流渠道，它可以使中美两国政府都能及时了解对方的动机和目标。这种对话方式应该升级为定期的机制，上升为国务卿和外交部长一级的战略外交对话机制。但布什政府的思维方式限制了这一机制的形成，使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一目标的实现被推迟。 　　我的卡内基同事们鼓励中美两国带头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如果这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与能源消费者能够携起手来，协调出一个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后京都议定书”办法，这样，国际共识中的一个最大障碍，同时也是妨碍全球进步的最大阻力就将被清除。 　　美国下一届政府应该就两国军事力量的接触寻求新的立法。布什政府总是不断呼吁中国的战略意图要透明化，但美国军方在与中国军队交流中一直受2002年《国防授权法》的限制。美国军方官员一直致力于寻求更多的与中国军方接触的许可办法，新总统应该为他们提供支持。 　　中国在2001年7月摧毁自己的气象卫星，引起中美间的不信任，新政府应该试探一下，中国政府是不是愿意为禁止太空武器的国际会议提供支持。而这个会议与布什政府保留使用太空权利的政策又有区别。中国目前尚未对禁止陆地武器发射进太空发表具体意见，这就让人怀疑，中国是否有反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