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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沉甸甸起诉书 　　对被告人蔡志强受贿案起诉书制作的点评 　　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受贿一案,是在全市乃至全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上海市检察二分院相关起诉书,严格依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近期的《起诉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起诉书格式与样本》中的相关范式要求及指导精神制作,成为全市检察机关推行起诉书改革之后第一起涉及重大职务犯罪的起诉书文本。具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从对本案起诉书制作的整体情况看: 　　本案起诉书的整体格式,从首部、被告人基本情况、案由和案件审查过程,直至起诉理由和根据、尾部、相关附项等均严格依照《起诉书格式与样本》,体现出规范、严密的特色。 　　结合本案犯罪事实繁多、定罪证据庞杂的特点,在案件事实认定部分,采用总述整体犯罪事实,依次分节表述受贿犯罪事实的方式;在证据论证部分,采用分组论证的方式,以第一组证据论证职务犯罪中的相关主体身份和职责问题,第二至七组证据按分节论证的方式证明被告人收受贿赂的各节事实,第八至九组证据说明被告人的退赃、坦白情况等酌定情节。起诉书使用语言精炼、周密,行文自然、通畅,整体布局起承转合、前后接应、详略恰当,事实表述紧扣犯罪要素,证据论证清晰、周密,是一篇制作水平较高的公诉文书。 　　其次,从本案起诉书制作的具体情况分析: 　　 　　一,被告人基本情况部分。 　　 　　被告人的基本情况部分,依次写明了被告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民族、文化程度、曾任职务、户籍所在地及住所地、相关强制措施的执行单位及时间等,完整而详尽地说明了被告人的基本身份和职业情况。有两点值得关注和借鉴: 　　一是关于被告人的身份证号码。在起诉书改革之前,是否应当在起诉书中列明,各地皆有不同的做法,至今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北京市、广州市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许多起诉书中都没有列明被告人的身份证号码,而实际上身份证号码是确定被告人身份唯一性的最为重要的信息,本案起诉书依照上海市检察二分院以往的起诉书制作要求,参照上海市检察院关于起诉书改革的要求,列明了被告人身份证号码,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二是对被告人职业信息的表述。本案被告人蔡志强原系正局级官员,又涉及职务犯罪,因此对其职业情况的表述至关重要。 　　起诉书先表述蔡志强“原系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正局级巡视员”,点明了被告人在案发之前的现职,紧接着又写明蔡“曾任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区长”,点明关键职务,使人一目了然。 　　值得注意的是,蔡志强在担任普陀区区长之前,还曾先后担任市人事局办公室代主任、人才开发处处长、市人事局副局长、普陀区政府副区长、代区长等职,其任职情况较为复杂。上述任职情况皆与被告人的受贿犯罪相关,因此起诉书在审查查明的事实部分,对于被告人的上述各个职务都做出了详尽表述。这样,起诉书在表述“被告人基本情况”时,仅选择了被告人曾担任普陀区政府区长这一最关键、最高阶的职务,不表述其担任的所有职务,既不会与事实部分中的表述相重复,也避免了对“被告人基本情况”的表述过于复杂、累赘。 　　 　　二,起诉书认定的案件事实部分。 　　 　　起诉书对于“审查查明的事实”部分,先是使用极为精练的语言对总体犯罪事实进行表述,然后再根据不同的行贿人,分六个部分对相关犯罪事实进行分述,充分体现了详略得当、前后呼应的布局。 　　起诉书对于总体犯罪事实的表述,仅使用了一句话,就将被告人先后曾担任的各个职务、利用的时间收受贿赂、及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等六个关键要素表述得非常清晰。 　　在分述事实部分,起诉书依照被告人收受贿赂的时间,共分六节予以具体表述。在事实总述部分,依照被告人任职时间的先后,层层递进阐述事实;而事实分述部分亦与被告人担任各类职务及六名行贿人的排列次序一一对应。显然起诉书充分体现了两部分之间的先后呼应。 　　在事实各节表述中,起诉书对于被告人的各节受贿事实,一方面予以详细展开,但另一方面措词同样精炼,没有任何累赘之处,充分体现了事实表述的完整、准确与使用语言的精练之间的平衡。每节都明确地分为两个部分予以表述,第一部分写明被告人在某一具体时间段利用其担任的某项具体职务之便利,为某位行贿人所谋取的某项具体利益;第二部分则写明被告人向该名行贿人收受贿赂的形式、受贿的具体金额及时间。每节事实表述都只使用了二至三句,以简洁、通畅的语言就完整、详尽地写出了各个事实要素。因此,尽管被告人其犯罪形式非常复杂、多面,但起诉书以规整、一致的表述方式,显得有条有理。 　　 　　三,证据论证部分。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要求起诉书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就在于强化相关的证据论证内容。很难被规范化、样板化的部分,必须根据各个案件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用最为适合的方式进行论证。就本案而言,起诉书所涉及的主要证据多达150余份,相关的书证和言词证据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