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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美学角度看绿山墙安妮 　　摘要：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是加拿大杰出的女作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加拿大作家之一。她所写的安妮系列小说，尤其是第一部《绿山墙的安妮》风靡全球。评论家与读者对《绿山墙的安妮》褒贬不一。本文集中探讨了该小说在不同读者人群和诸多领域中的接受状况，运用接受反应理论，且以女性主义者对小说的接受与该小说在日本的接受状况为例，指明小说《绿山墙的安妮》阐释的多样性，及对不同读者人群的吸引力。 　　关键词：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绿山墙的安妮》 接受美学理论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是加拿大杰出女作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加拿大作家之一。她所写的安妮系列小说，尤其是第一部《绿山墙的安妮》风靡全球，使小“安妮”一度成为爱德华太子岛、乃至加拿大的文化象征。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保卫安妮的地位就是保卫加拿大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尽管如今《绿山墙的安妮》已被广泛承认为加拿大经典小说之一，然而对该小说的评价并不总是居于此至高点上，评论家与读者对该小说的接受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1908年当该小说初次出版时，由于加拿大人对于加拿大本国文学空前的追寻热潮，以加拿大为背景、反映加拿大人民生活状况的《绿山墙的安妮》成为人们褒奖的对象，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加拿大小说”（Grammel，18）；但总的来说，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该小说在加拿大一直处于被贬低、被忽视的境地。1949年颁发的“加拿大图书杰出贡献奖”中就没有蒙哥玛利的名字，有人认为蒙哥玛利的出名纯属偶然，而她的作品则是“加拿大最低水平的小说之一”，更有人因其感性泛溢、通俗性及女性特质，意图将其排除在加拿大经典文学之外；到1966年，继这些贬低性评论之后，伊丽莎白?华特斯顿（Elizabeth Waterston）在《纯粹的精神―20位加拿大女性及其时代》（The Clear Spirit.Twenty Canadian Women and their Times）中，首次正式发表评论文章，重新对蒙哥玛利及其作品的地位和重要性进行肯定性评价；到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很多人开始从女性主义、教育、宗教等角度对之进行评论；1985年对于蒙哥玛利及其作品来说，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随着牛津大学出版社对蒙哥玛利书信、日记的整理出版，以及莎利文（Sullivan）根据小说《绿山墙的安妮》所改编的电影的上演，人们重新对蒙哥玛利及其作品产生极大的热情，她的作品被一再地被改编，很多电视、电影、音乐剧、动画片等也均以之为题材。因为“安妮”，人们掀起了一股去爱德华太子岛旅游的狂潮，乃至太子岛的车牌上都印有安妮的名字与头像；安妮俱乐部及主题公园也相继成立；大量有关于“安妮”家乡爱德华太子岛的诸如玩偶、香料、草药、被褥图案、缝纫、烹饪法、园艺、风光影集等出现在市场上，尤其是在日本市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不同类型的读者群中，该小说都有着魅力。无论读者具有怎样的文化、教育背景，他们都从该小说中得到共鸣，并赋予小说以不同的阐释。女性主义者在小说中看到了父权思想对阿冯利村的影响，以及安妮对权威的反抗和企图把握自己命运的渴望；教育者从安妮的学习旅程中窥探到加拿大当时的教育状况；信奉宗教者从中看到关于宗教的讨论；而对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普通读者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可爱开朗的女孩形象，得到的是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虽然不同类型的读者面对的是相同的文本，但是他们却从中挖掘出不同的涵义。 　　从时间角度上看，小说《绿山墙的安妮》是在女性主义兴起之时才重新得到重视的；从地域角度上看，该小说在日本尤为受欢迎。因而，本文在此即以二者为例，探讨《绿山墙的安妮》在不同读者中的接受。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生物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传统中。这一传统认定女性的基本职能在于传宗接代。这一‘无可改变’的生物学事实，决定了她屈从、被动、缺乏探索精神、只能局限在家庭生活空间之内等本质特征，因而是天然‘卑下’的。”（杨莉馨，5）然而，男女两性社会结构上的不平等，其实并非生物性的必然结果，“而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造成的”。（同上，6）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男女两性间的确存在生理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高下之分。是父权意识形态依据自身性别群体的需要，对两性的社会性别地位与内涵进行了有高下之分的、人为的二元对立的限定――男性被认为是积极的、占主导控制地位的一方，女性则被认为是被动的、处边缘、附属地位的一方。这种父权制的思想对过去的文学批评与创作有着很深的影响。纵观文学批评史，绝大多数伟大的作家为男性，且“大部分被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主要都描写了男性角色，比如俄狄浦斯、尤利西斯、哈姆莱特、浮士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