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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财富集中非市场因素等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出炉，报告认为，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是百万富翁家庭的聚集地。据该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中国青年报》10月18日) 　　造成财富集中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还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甚至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然而，我们所要警惕的，则是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 　　胡晓鹏博士曾把中国居民的收入分为四种渠道：劳动和要素收入；市场波动性收入；权利性个人收入；违法性收入。在劳动、要素收入中，利息是对应资本的收入，利润是对应企业家才能的收入；“市场波动性收入”则是指炒房、炒股、博彩等风险投机行为。应该说，这两类收入造成的财富集中，属于市场自我调节的范畴。但是，与此相比，权利性个人收入和违法性收入，则是一种彻底的非市场因素，由此而带来的“财富集中”，不但是不健康、有害的，甚至是一切社会矛盾的“罪恶之源”。 　　权利性个人收入和违法性收入，在理论上讲，专指垄断性收入、利己性权利收入(如凭借权力经商、筹资所获得超额利润)以及制假售假、走私、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等。吴敬琏曾认为，贫富急剧分化背后有两大主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确实，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正是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的最主要根源。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被公安机关宣布逮捕的前亿万富豪张荣坤。这位曾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公路大王”，竟然只是一名“贷款富豪”，他的发家致富，靠的是“32亿社保资金、60亿工行贷款”。当然，能够拿到上海市民的“养命钱”，自然也有常人所不及的背景，一连串相关政府官员的倒下，也正应了“官商勾结”的不二法门。 　　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可以说是权者通赢、赢者通吃的结果。在这里面，没有妥协，没有双赢，只是依靠特权来达到资本的整合和聚集，也并没有给社会创造出来更多的财富。清华大学钱颖一曾说，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如果说这种财富集中也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坏的、没有效率以至负效率的市场经济。 　　 　　经济发展的真正意义 　　赵志友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在中国，实现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随后，这一观点引发了热烈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其中，有一种观点是实行全民低保，会影响一国的竞争力，会影响经济效益。 　　而笔者想问的是，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什么?没有社会保障的经济效益，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竞争力，就算排名第一，又有何意义呢? 　　众所周知，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目的，没有人去做没有目的的事情。比如，教书是为了育人，还有自己的生存，倘若只是为了教书而去教书，那肯定是荒唐的。同理，仅仅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也是荒唐的。 　　西方思想家爱尔维修认为，人类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幸福，回避痛苦，政府主要或者惟一的目的是使人们幸福――无论真假、对错，这都是远古以来人类持有的信条。而我们的政府，无论是30年前提出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30年后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亦或是今天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非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 　　有的人说，现在实行全民低保会存在很多难题。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难是一回事，而做不做，怎样去做，则又是一回事，二者并没矛盾。诚然，中国人均GDP才超过1000美元，有13亿人口，的确无从承担如西方福利国家那般的高层次社保，但高水平不行，低水平还是可以的。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低保，是大势所趋，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要作出的必然选择。建设和谐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离开了人，经济效益再好，国家竞争力再高，都只是一个华丽的外壳，没有多大意义。 　　 　　马军影响了世界，更影响着中国 　　青　山 　　 　　“如果把马军的头像，和篮球明星姚明以及银幕上的美人章子怡的头像一起放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肯定都不知道他是谁。但那些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于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美国《时代周刊》在介绍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数据库时如是说。 　　被《时代周刊》赞誉的马军是谁?38岁的马军是北京人，1993年起任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曾参与过“追杀中国水污染工厂”的调查，出版的《中国水危机》引起社会震动。为了“水”，马军从业余到全职，最终成了环保民间组织的成员，并于今年6月成立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建立了中国民间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 　　马军被《时代周刊》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