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到互动：新颖师生关系的建构.docVIP

从“中心”到“互动”：新颖师生关系的构建1.杜威与其“儿童中心论”：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 ，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M·怀特评论他是“实用主义神圣家族的家长”。如果说皮尔士和詹姆士分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其教育哲学如“儿童中心论”等观点至今还在影响着东西方课程改革。1.1：“儿童中心论”的背景：“儿童中心论”是美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巨大进步。其思想渊源可上溯到儒家伦理思想和欧洲启蒙运动：《中庸》开篇语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郑玄注释说，“性者生之质。”朱熹也认为“性即礼也”，“率，循也；循性行至是谓道。”率性，即尊重儿童的天性。17世纪夸美纽斯提出了教育必须适应自然的原则，痛斥“学校变成了儿童恐怖的场所，变成了他们的才智的屠宰场”；18世纪卢梭呼吁教师要认识儿童身心发展特征，反对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戕害；19世纪福禄贝尔提出幼儿教育理论，倡导自由发展学说；1883年，如果说霍尔发表的《儿童心理的内容》一文拉开了美国儿童研究运动的序幕，那么具有“儿童主义”倾向的帕克则是这场运动的第一人。杜威所处的年代，正是美国大变革的年代：南北战争爆发促发了各领域的革命，政治上废除黑奴制度，产业上由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在国际影响上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世界强国跃居为超级大国。社会转型，社会工业化，城市边缘化，人口城市化。当时的美国，大批进城的农民沦为城市贫民，其生存状态和子女教育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形式极不适应已成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学校，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模式以教师为中心，重灌输、重说教，与社会要求的教育观和人才观相去甚远。杜威作为现代教育的代表，对赫尔巴特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抨击，认为传统教育的一切都是为“静听”准备的，是重心在儿童以外、以教师和教科书为中心的、具有强制的、非民主的、有抽象主义倾向的教育，它忽略了儿童的存在，甚至剥夺了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天赋。1.2：“儿童中心论”的基本内容：1897年，杜威发表《我的教育信条》：“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主要手段”（这句话至今还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墙上）。杜威认为：“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儿童的生长，就是理想所在。”（杜威《儿童与课程》）“儿童中心论”要求教师考虑儿童的个性特征，使每个学生都能发展他们的特长，尊重儿童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阐述儿童与课程的关系时杜威强调了两个观点：一、“儿童和课程仅仅是构成一个单一过程的两极”，是将教材与儿童的生活连接起来让其直接体验，将二者连接起来就是帮助儿童（起点）走向课程（终点）；二、“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中心点，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这就形成了杜威的“做中学”和“活动教学”的教学理论基础。1.3：“儿童中心论”的影响：?“儿童中心论”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而又独具一格。杜威认为：教育不是叫儿童静坐听讲而是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喜爱活动是儿童的天赋，并能根据活动结果来调整、控制其活动，从而适应环境的需要，教育必须尊重和利用这种天赋。有人这样描述杜威创办的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教学生态：“每个地方都表现出自由和不受拘束。在各个课堂里，到处看到成群的小孩，由一个大人集中起来，大家在谈论似乎很有趣的事情。(访问者)最初以为自己迷失在一个大家庭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有着很愉快的时间。”“学生们在课堂或任何其他地方可相互交谈，而且常常兴致勃勃地讨论困难的问题。那里有免于受束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允许流于放任。”（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之译者前言P9）杜威的实用主义于上世纪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而传入我国，受其影响，大批仁人志士针对旧中国的落后教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改革。鲁迅先生看到学童们“整天只看见围墙四周的天空”的惨象便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杜威的弟子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不但在文化领域推波助澜，而且在教育领域也掀起了狂潮，“生活即教育”、“活教育”等在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中风生水起。但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得到了无情的批判，“杜威是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和文化走狗，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侍卫和辩护人， 也是现代资产阶级最富盛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杨继本《关于杜威反动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理论的批判》刊载于《湖南师院学报》1956年第1期）。一夜之间，杜威思想在中国大地成为了毒草被批倒批臭，就连其弟子们也无一幸免。时隔五十年之后，中国的新一轮课改又自觉不自觉地推行杜威的教育哲学，尤以“儿童中心论”、 “教育即生活”、“做中学”影响最深。1.4：杜威“儿童中心论”的缺陷和局限性：“儿童中心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