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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肉》拿什么对抗时代的严寒 　　张贤亮是“伤痕文学”谱系中一个深沉、苍凉的作家。1982年，他的小说《灵与肉》曾被改编成电影《牧马人》，红极一时。2018年，他去世4年后，《灵与肉》又被央视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一起出品为同名电视剧，获得高度认可。 　　反右、文革和改革开放，是小说的叙事背景。1982年的电影受欢迎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那时社会的记忆依然鲜明，正如昨夜的梦境还存在于今晨的脑海。 许灵均能做到的只是，你可以左右我的未来，但无法改变我的情感；你可以在公共领域让我服从，但不能在私人选择方面让我屈就。 　　真正能佐证文艺之魅力的，是时隔30多年后的电视剧。此时的人们，对畸形时代已变得生疏，但其中展现的“创造性的爱”，仍是一支射向现实的箭。今天的现实，看上去丰富而自在，但“爱的能力”被严重地遮蔽了起来，这是人心的隐痛。 　　批量的娱乐产品，大多是用表面的丰富而自在，继续遮蔽人心的真实需求，电视剧《灵与肉》的价值在于，它揭开遮掩，用一种温和的形式和我们摊牌。 保卫生活 　　短篇小说《灵与肉》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 　　主人公许灵均出生于商人家庭，曾经娇生惯养，但年幼时被父亲遗弃，母亲死了，舅舅卷走了所有东西，可谓身世凄凉。这时解放军开进上海，这个独自留在大陆的孩子被共产党收留、培养，成长为一名青年教师。 　　“资本家的儿子”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标签，让他的人生在运动中风雨飘摇，20年的青春在劳教、下放与无尽的折腾里流走。 　　改革开放以后，资本家父亲从美国回来，想把这个自己亲手抛弃的儿子带到美国去“接班”，但在北京见面后，许灵均却抱着从王府井买来的泡菜坛子，回到了他生活的农场―这个曾经带给他无尽痛苦的地方。 　　“他一下车，就有一种像是从降落伞落在地面的感觉，他的脚又踏着实地了。他爱这里的一切，连同她的瑕疵，就像他爱自己的生活，包括过去的痛苦一样。” 　　“惟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作为一名清醒的知识分子，许灵均对于时代的非理性和人为的苦难一清二楚，而且自身就是后果的承受者。他思考，但没有怨恨，因为那20年也是他的生活，参与组成了他这个人。一个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经过20年的苦旅，却真正爱上了那片带给他痛苦也带给他温暖的土地，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普通劳动者。 　　这正是《灵与肉》的闪光之处。 　　反思不是对过去的一种情绪性的清算和发泄，而是回到细节丰富的生活本身。张贤亮用短短的篇幅展开了一次完整的逻辑诠释：支持受难者从严寒时代走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信念，更重要的是周围的人性之善。 　　当放牧员许灵均就要接受批斗时，其他放牧员便一口咬定山下“草情不好”，让他赶着马到山上去，躲避折腾；当贫穷的许灵均要结婚时，有人给他一口锅，有人给他几斤粮，有人给他几尺布票，每家给他凑五毛钱，支部会议决定给他三天婚假…… 　　正是这种日常的温暖，保护着这个政治地位卑微的“老右”，让他的生活得以继续，生命历程里应当完成的事情都可以完成，也让他在精神上存活了下来。 　　无论世界变成怎样，把生活过得更好都是人的本能。人们用善良为许灵均创造了一个可以局部躲避政治风雨的空间，生活的创造性就有了自然滋长的条件。他的妻子秀芝，是从四川逃难到宁夏来的，第一次见面就稀里糊涂地结了婚。结婚后，她算是有了一个家，她认为家就要有家的样子。于是她自己晒制土坯砖，围出来一方小院；院子里要有树，她又从野地里刨回来两颗碗口粗的白杨；她养的小动物繁殖得飞快，鸡鸭鹅围在她的脚下，鸽子立在她的肩头；柴禾在炉膛里燃，水在铁锅里烧…… 　　在电视剧里，一个像“少林扫地僧”一样的特殊角色―老梅被塑造出来，时刻像一面心灵的响鼓，警醒许灵均积极地面对当下和想象未来。 　　老梅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才微笑。” 　　大字不识的秀芝接过话说：“我对你微笑，你就对我微笑。” 　　一片苍凉的背景下，处处散发着生活的温度，这正是情感张力所在。处境持续险恶，生活一直艰难，但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和身边的一切建立越来越深的情感联系，北京的水泥路和对美国生活的奢华想象，全都变得不值一提。 　　人性之善保卫着生活、呵护着精神，保持人的完整性和本来的面貌，电视剧围绕着这一核心进行了再创造，把一个简单的故事细腻地展开，短篇小说于是变成了41集的电视剧。 肖申克和西游记 　　“灵与肉”这一题目，呈现着一种撕裂，在那特殊的岁月里，精神和现实之间剧烈冲突，是知识分子难逃的宿命。如何在漩涡中保持人格的完整，使之不致因分裂而疯狂，是他们共同的挣扎。 　　时代转换，有许多人坚持了下来，但在社会的集体反思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夸大个体的主动性。为精神独立而主动抗争的人们成为了文化英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普遍抗争的错觉，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更多的人其实并没有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