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传教士中英文报纸岭南报道分析.docVIP

19世纪中期传教士中英文报纸的岭南报道分析 　　内容摘要：19世纪中期岭南地区的中英文报纸较为鲜明地展现了岭南地区的社会生活、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于作为异域的中国的观察和想象，既有对于近代中国初始阶段思想状况的揭示，也有基于宗教和商业利益考虑的对于他者的想象。 　　关健词：岭南地区 近代报纸 观察与想象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19世纪中期在岭南地区出现了一些较为重要的英文报纸，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遐迩贯珍》、《华字日报》、《香港记录报》、《德臣报》、《中国丛报》等等，这些报纸在中国的报刊史、新闻史和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反映了传教士笔下的鸦片战争前夕的岭南中西交流，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的程度与中国本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途径、态度也有了更直接的认识。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创办、发行于广州的近代中英文报纸更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意义，它面向中国人尤其是岭南的民众宣传西方宗教思想、科技观念和新闻报导，形成了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文化的生动描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这些刊物置于岭南历史文化的大格局下进行审视，拟考察编撰者对这一地区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所作的报导及其传达的文化信息，分析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在刊物报导中所呈现出的对于岭南地区的认识和想象。 　　一.贸易问题及主张 　　19世纪中期传教士编辑的中英文报刊力图向中国读者介绍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希望通过这些科学、技术、思想的输入，改变中国人固有的蛮夷观念和自我中心主义意识。该刊力图拓展中国民众知识、展现中西贸易的益处，因此对于如何用中国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上下了许多功夫。这些报纸在宣传对外贸易重要性的时候，最喜欢通过《通商》、《贸易》等栏目加以立论，详细论述对外通商不仅对于中国百姓获取生活物资有利，更能够增加国家税收，实现中国的民富国强。 　　如果说一些报纸还只是编撰者对于海外贸易重要性的强调，希望能够从理性的角度启发中国人的商业意识、对外友好态度的话，那么另外一些报纸（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则根据中国文化的习惯，编辑了一些颇富小说意味的文章阐述中西贸易的价值。这类文章通常以两人对话为主，编撰者为其设置为两个中国人，他们居住于广州府，对于西洋事物颇感兴趣，因此经常在对话中涉及到西方文化、科技、商业。在这其中，商业内容较为常见。刊物中讨论的两人，一为思想开放、亲近西方文化者，一为观念保守，对西方科技、文化持犹疑态度者。随着此两人对话的进行，最后多以思想开放者说服观念保守者为结局，从而印证着西方文化较之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例如，在道光戊戌年三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编撰者以辛、曾二人的辩论为线索，以主张对外贸易利国者的胜利，反映出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对于对外贸易优劣的长期争执。在这段文章中，编撰者就对外贸易对于民用、国库的影响进行了辩论。其中曾相公以其对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模糊感知，以及认识到的海外贸易的有利影响，实质上表现的是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希望向中国民众传达的对于海外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刊物的编撰者很清醒地意识到海外贸易对于民众生活物资和国家赋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不断地在各期报刊中反复强调这一主题，试图从思想角度转变国人的华夷观念，将西方国家视为贸易上的伙伴。事实上，仅以中国茶叶的对英贸易而言，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依然从这项海外贸易中获得了丰富的收入。“茶叶大量输入英国，英国输华物资在铅、锡、棉花之外，却无相应的货物输出，为求贸易上的平衡，英国只得支付白银，每年从本国和印度流入中国的白银在100万两以上，最高年度（1820―1821达到556万两以上。”[1]P439 　　同时，对于海外贸易中的盈亏、盛衰，近代中英文报刊的编撰者也能抱着理性、乐观的态度。如对于广州地区的海外贸易，不少刊物对其阶段性的兴衰有过多次描述。由于海外贸易条件经常变化，因此相关的商品价格也会发生相应的涨跌。“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怡和公司立即起而接替，继续经营茶叶贸易。1834年4月后，英国商船改从新加坡输入大批华茶，不但质量和广州一样，而且节省时间，免得在广州交纳重税，因此茶价反而有所降低。”[1]P438不仅如此，由于西方国家民众商品消费习惯的变化，也导致一些产品在中国形成截然不同的销路。“英国东印度公司初期运输茶叶，到1760年以后，由于绿茶在伦敦市场上掺假严重，信誉扫地，改运红茶，多属武夷茶、工夫茶、小种茶，恭熙茶。英国人因此嗜饮福建红茶，红茶在英国畅销。1792年东印度公司运到英国的红茶有15.6万但，值3413054银两，而绿茶仅1500但，值624640银两，只占极小部分。”[1]P438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