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战时期西康宁属禁烟举措.docVIP

1939年抗战时期西康宁属的“禁烟”举措 　　[摘要]本文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所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为主，探寻1939年蒋介石为巩固川、滇、黔等西南抗战基地、控制西康，在西康宁属实施禁烟的历史真相。然而“禁烟”的背后却涉及中央、地方集团之间不断的利益争夺和冲突，以至烟患禁而不绝、卷土重来。 　　[关键词]西康宁属，蒋介石，禁烟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0-0030-07 　　 　　1937年11月，继南京、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将川、滇、黔三省作为抗战基地。蒋介石声称“有川、滇、黔三省作基础，一定能够完成御侮复兴的大业”，刘湘统一四川表示拥护国民政府之后，蒋更视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并拟修建川陕、川滇、川黔、川湘公路，借以开通重庆与四川、四川与相邻各省的联系。 　　1938年底。国民政府相继在重庆、成都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借以加强对西南各省的控制；1939年2月，又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成立于四川禁烟“善后”阶段的“西昌行辕”，任务之一正是继续在西康宁属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禁烟行动，但与此同时，亦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即在蒋授意下控制西康，监视云南，切断西康刘文辉、云南龙云之间的联系。这实际是蒋在“划宁归康”，建立西康省后，对刘(文辉)、龙(云)二人放心不下所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表面看来，是中央不能坐视地方独吞鸦片暴利，堵住地方大开“用烟捐弥补军费、提倡种烟”的大门，但实质是中央对地方势力加强控制的有效手段。 　　笔者曾赴台，于国民党党史馆所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中查阅到1939年张群、孔祥熙就西康宁属禁烟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之间的有关往来函电，正是蒋介石在“禁烟”名义下，加强对川、康、滇、黔控制的有力佐证。 　　 　　一、权利斗争中的西昌行辕设立与禁烟 　　 　　1938年刘湘死后，蒋曾有意委任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却遭刘文辉等联名反对未果，四川省政府主席进而改由王缵绪继任，财政部则委任张静愚为四川禁烟署长。蒋同时又不得不略施手段，同意刘文辉蓄谋已久的“划宁归康”建立西康省，以示笼络。而后蒋介石本人更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由秘书长贺国光代行，并将“四川禁烟公署”改为“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蒋再兼督办(仍由贺代行)，徐孝刚为会办。1939年初，就在“划宁归康”、刘文辉扩大其势力范围、建立西康省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即在宁属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委任张笃伦为西昌行辕主任，明显是要对刘文辉加以节制。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上任后，即委任军事委员会程冠珊、戴笠下属徐远举，及其亲信王襄分别担任西昌行辕第一、第二、第三组(处)组长，另委陈志明、胡博渊、雷孝实等在昌学者、专家为经济专员。 　　1939年，是国民政府拟定的“(1935―1940年)六年禁烟计划”的最后一年。四川原来的禁烟公署，也已加上“善后”二字，预示着四川禁烟进入“收尾”的后期阶段。历年所缉的私烟几乎均由“善后督办公署”负责集中处理。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全省已没有公开种烟县，征收烟税机关也已取消，瘾民登记只有三十七万人，政府收购的烟土也已解交重庆财政部；大种、大运、大售、大吸现象有所抑制。但暗地里，鸦片吸食、售买从未根绝，烟价却因缉私而大幅上涨。而流向四川的鸦片，其主要来源正是西康宁属。宁属地处山区，国民政府虽厉行禁政，无奈鞭长莫及；刘文辉则趁“划宁归康”筹建西康省之机大开烟禁，发展种烟。此种情况下，在西康宁属实施“禁烟”既与国民政府禁政相符，又是节制刘文辉的最佳理由，自然成为蒋介石设立“西昌行辕”后的首要任务。 　　对此，刘文辉看得十分明白，他深恐蒋介石进入四川插手西康，同时又惧怕张笃伦骑墙居中，左右翻云覆雨。因此，刘于同年5月率领各厅局处人员亲赴西昌，召开各县、局、地方士绅会议，决定在西昌成立“宁属屯垦委员会”，自任该会主任，委杜履谦为秘书长，杨学端为二十四军西昌行营主任，康季谋为宁属财务监察处处长，名义上是便于即时推行省政，实际则是与蒋设立的“西昌行辕”相抗衡。 　　西昌行辕设立的次月25日，蒋介石即电告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川康黔偷种(鸦片)夷地，尤应严令赶速铲除，遵即晓谕各头人及士绅，限令铲除，并就沿途详加考察。” 　　5月中旬，蒋介石再次电告张笃伦：“据报宁属鸦片烟甚多，应积极禁绝，本年应先设计禁绝种苗办法。”张笃伦接到蒋的指示后，立即“针对实限情况，切实筹商根绝之有效办法，严督施行”。与此同时，他一面与时任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会商拟定所谓禁烟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却又将宁属彝、汉杂处、偷种烟苗等情况电呈蒋介石，且送交全国禁烟委员会听候指示，运用中央之力积极部署宁属“禁烟”。 　　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