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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融资模式在我国应用与对策分析 　　摘要：通过对国内部分PPP模式案例进行调研，系统分析总结PPP模式在国内应用过程中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存在、遇到的问题，针对PPP模式在国内应用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以促进PPP模式在我国更好的发展下去。 　　关键词：PPP融资模式；应用案例；融资风险；对策分析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也称公私合伙制或公私合营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政府治理中出现的一种融资模式，是指政府部门与私人组织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在特许权协议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伙伴式合作关系。自1992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鼓励私人投资行动的概念起，PPP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重视[1]。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31日，我国各省级财政部门上报PPP项目总计已达到9283个，国内很多学者和专家已经投入到了PPP模式的研究上，很多大型城市也已经开始对于PPP模式的实际探索。纵观国外相应研究成果，PPP融资模式的研究已进入不断深化阶段，并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由于我国独特的体制与文化背景，给PPP模式在我国的应用带来了困难。本文主要分析部分PPP项目的经验教训，总结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国内PPP模式失败案例分析 　　（一）汇津长春项目 　　长春市排水公司于2000年和香港汇津公司合资创立的汇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即汇津长春）是国内首家合资公用事业项目，其合同期限为20年。2000年7月，长春市政府制定了《长春汇津污水处理专营管理办法》，年底，项目开始正常运行。2002年，排水公司开始拖欠汇津长春污水处理费，次年3月起停止付费。为了解决争议，汇津公司请吉林省外经贸厅出面调解，在调解会上，汇津公司得知长春市政府已于2003年2月废止了《长春汇津污水处理专营管理办法》。调解无果后，汇津公司向长春市中院起诉长春市政府，败诉之后又上诉至吉林省高院。期间汇津长春停止运行，大量污水直接排入松花江，成为轰动一时的“汇津事件”。 　　（二）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 　　杭州湾跨海大桥不仅是国人自行设计、投资并建造的最长跨海大桥，更是PPP项目的一个经典案例。起初，出于对预期效益的乐观评估，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一度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17家民营企业以BOT形式参股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让这一大型基础工程成为国家级重大交通项目融资模板。然而建成后，投资入股的民企却纷纷转让股份退出项目。当地政府只好通过国企回购，赎回了该项目80%的股份。大桥通车五年后，项目仍然资金紧张。2013年，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大桥通行费全年收入仅为6.43亿元，而项目资金缺口却已高达8.5亿元。按照30年的收费期限，项目无法回收本金。[2] 　　（三）山东中华发电项目 　　山东中华发电项目总投资168亿元人民币，装机规模300万千瓦，由香港中华电力、山东国际信托、山东电力以及法国电力共同发起的中华发电有限公司承担，合作经营期为20年，期满后电厂资产全部归中方所有。该项目是我国迄今为止装机规模最大、贷款额最高的BOT电力项目，也被誉为1998年中国最佳PPP项目。为了促成项目合作，公司与山东电网签订了《运营购电协议》，并约定了每年最低的售电量。根据原国家计委签定的谅解备忘录，建成的石横一、二期电厂获准0.41元/度的高上网电价，这基本保障了项目的收益。2002年10月，电厂新机组投入运营时，物价局批复的电价却是0.32元/度，这一电价根本无法满足该项目的正常运营。同时从2003年开始，省发改委将中华发电和山东电力间的最低购电量降低了400小时。由于合同的约束，山东电力仍须按原定电价购买5500小时的电量，自行填补的巨大价差导致合作无法为继，项目收益锐减。 　　二、 PPP模式在国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一套完备的PPP基本法 　　目前，国务院、中央部委针对PPP模式相继颁发了数十个文件，但文件主要限于规范性文件及部门规章，至今尚未出台任何PPP基本法。过于开放式的规章构架并不利于对PPP项目的统一管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也缺乏权威的指导。PPP模式本身的全生命周期较长，投资资金量大，项目风险不可预测性大，仅仅依靠法律位阶较低的办法、通知、意见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保障力度远远不够[3]。 　　（二）项目融资方式单一 　　相较于其他的投资主体，私人组织融资渠道窄，融资的成本较高且融资规模小，致使其在参与PPP模式时处于不利的位置[4]。目前，大多数的PPP项目融资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项目公司为融资主体的情况下，银行往往要求投资人提供担保等增信措施。此外，银行对项目还有比例不低的资本金到位要求，加上银行贷款是间接融资，融资成本较高，相对较短的贷款期限与较长的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