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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神话学解读 　　[摘要]“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是中西方文化品格的一组重要概述。但长期以来，对这一组文化品格的形成，缺乏“发生学”的研究。透过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叙事，可以发现，中国神话饱含着“乐感文化”的因子，而希腊神话则演绎着“罪感文化”的主题。“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因子滋生于人与自然抗争的集体体验，其深层成因，可以追溯至中希两族的地理母因。 　　[关键词]神话；乐感文化；罪感文化；文化品格；张力对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183－05 　　 　　一、“乐感”与“罪感”：中西各别的文化品格 　　 　　20世纪30年代，露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et)，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人类文化的特征，从而形成了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学派：文化心理学派。该派把心理学上的人格研究，移位于对族群文化的分析，把一个族群文化视为一个个体的品格、气质，这样，每一个族群都有着不同于其它族群文化特质。在《菊花与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d Sword)中，本尼迪克特高度概括了两种文化类型：其一，基督教国家的“罪感文化”――人的一生就是为上帝赎罪(original sin)的一生；其二，日本的“耻感文化”――日本人以耻辱感为动力。于是，西方文化便有了“罪感文化”之称。 　　中国学者也试图以文化心理学派的视角概括中国文化的品格。李泽厚站在世界文化格局，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乐感文化”(Culture of Optimisms)。他认为，“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在他新近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化研究专著书名里，便冠以“乐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乐感”品格的概括，得到众多学者的共鸣。半个世纪以前，英国哲学家罗素(Russell，Bertrand Arthur William)谈及中国的文化精神时说：“中国人似乎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项退结发现，“自到现在，中国民间歌曲多半还是用缺乏半音的五音调……音乐心理学者认为半音产生紧张，而要求解除紧张，无半音的音乐则令人轻松安静”。 　　应该说，对中西文化品格的“罪感”与“乐感”概括，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这两个文化的精神本质，在学界上有较高的认同感。但是，对这两个文化品格的形成，缺乏应有的发生学研究；至于将“罪感”与“乐感”并置于一个共时的空间、并构成对称性的张力对子的研究，目前还未见有学者涉足。 　　学者孙熙国说，中国“乐感文化”的摇篮是《周易》。本文认为，不管是“乐感文化”，还是“罪感文化”，其滥觞应该溯至民族的神话及地理母亲。在文明的黎明期，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虽然还没能被抽象地提炼出来，但它已被蕴含在神话的形象故事及其重重的表象之中。何新说：“在神话的深层结构中，深刻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转变为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李子贤说神话的“存在形态是与族群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对应”。因此，“神话是文化的表征或密码，解读神话可以解读文化系统”，通过形象的、“可视”的神话，可以解读民族文化品格在发生期的雏形。 　　 　　二、“乐感”／“罪感”文化的神话演绎 　　 　　1.“乐感”与“罪感”／“悲感”：人与自然冲突、抗争中孕育的世界观色彩 　　本文认为，作为民族文化的“乐感”或“悲感”品格，根植于初民在黎明期与自然抗争中流露出来的对自然力的不自觉体验。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指出，文明是指所有使我们的生活不同于我们的动物祖先的生活的成就和规则的总和，它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类关系。在这场长期的“保护人类抵御自然”的人与自然的较量中，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有相对较为温和的，也有较为险恶的。在较为温和的时空里，当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艰苦抗争中，相对较为主动，并不断获得胜利时，就会获得一种相对乐观的体验。相反，在较为险恶的时空里，当一个民族长期受到强大自然的戏虐时，就易铸塑黑色、悲观的民族性格。 　　在希腊的文明语境中，人类的力量、自然力、乐感／悲感文化这三者关系，可由“弓、弦、箭”三者的关系得到精彩的喻说。如果说，人的力量为弓，则自然力为弦，自然力越凶猛，弦对弓的控制就越就“紧”，这时弓就越就“张”。希腊正处于这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与弦(险恶的海耕环境)的巨大张力之间，从这个巨大张力中射出的箭即是这个民族的悲感文化――这支箭，如此凶猛，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悲感／悲剧文化之箭。 　　而中国文明语境中，弓(人类力量)与玄(自然力)之间不怎么构成张力，相反，弓(中国初民较为发达的自然征服力)与弦(较为温和的农耕环境)能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