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语”交际中的语境敏感性问题.docVIP

“大华语”交际中的语境敏感性问题 　　我国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晚，此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建设为推进此项工作提供了契机和平台。“一带一路”中提出了实现“五通”的重要观点，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的实现，最基础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语言相通。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更好地开展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形成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认同，它是其他一切经贸合作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多民族、多国家、多语言的复杂语境下，什么语言才能使我们彼此相通，使我们可以深入地理解和交流呢？英语作为世界第一大通用语，无疑是最佳的首选语言，然而，我们的“一带一路”在传承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上，更需要的是推广中国的语言、传播中国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 　　一、“大华语”的战略背景及其指称的分化与融合 　　历史上，中国的语言随着朝代的更迭经历了无数的变化。在近代，依然经历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到普通话的转变。国内，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语言，从而形成了具有各地特色的方言；国外，由于华人在不同地域的影响，也形成了不同的华语文化圈。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规范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用于规范各地华人的交流，同时也把这种语言作为国家对外宣传与推广的标准语言。 　　因此，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提出了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并形成共识的“大华语”概念：“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①在这个定义基础上，他明确地界定了“大华语”这个概念的指称意义是：除了地区方言之外的海内外汉语。由此，我们可以明晰地指出这一共同语广义上的语境适用范围，即全球范围内（这一范围也是概念中“大”所指的范围），除了使用地区方言之外的，所有以书面或口头等形式使用海内外汉语的地方和群体。这个概念名称是“大华语”，这个名称中包含了“华语”的概念，它的定义中又涉及到了普通话和国语，它的指称意义又涉及到“汉语”，那么“普通话”“国语”“华语”和“汉语”这些概念之间又有什么异同呢？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中指出，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汉民族的共同语已初步形成，并且这一共同语成为了国家通用语，这个语言就是“普通话”。《指示》中明确规定：普通话指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消除了历史上遗留的语言分歧和语法混乱的问题，使得各地的人们可以用同一种语言进行无障碍的、规范化的交流。 　　“国语”的发展是从内地推进至港澳及海外的华人社区，在“普通话”圈形成之前，最终形成了以台湾国语为中心的国语圈，通常称为“老国语”圈。李宇明指出：“1926年元旦，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国语研究会十周年纪念会，同时举行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全国各都市及日本、南洋各埠华侨都有参与，并同唱那首著名的纪念歌。”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周清海指出：“香港出版物所用的语言，就是1949年以前中国所用的‘国语’‘国文’，到东南亚定居的知识分子也是用‘国语’‘国文’办教育、写作和办报纸的。”③1949年之后，由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通过上至政府，下至国民的努力，国语得到了很好地推行并进行了许多规范工作。从1949至中国改革开放，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台湾的国语在海外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和较高的认同，此时“国语”在全球华语中影响最大。 　　北京华文学院教授郭熙指出，唐代刘知己的《史通》一书中最早记录了“华语”一词的使用，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汉语”所取代，然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至今仍在使用“华语”这个名称。④暂且不考虑这两个名称在具体含义和意义上的细微差别，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曾经共用的专名出现了分化呢？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卢德平认为出现这种分化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地理、政治、社会等这些地域因素；另外一个是基于不同的语境建构路径：“‘汉语’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一种语言学建构，而‘华语’更多的是华侨、华人对自身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建构。”⑤根据郭熙主编的《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可以知道，目前“华语”的主要覆盖地域包括：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秘鲁和美国等地；“汉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地区。 　　对这些不同指称的概念进行了比?^之后可知，由不同地域和文化造成了不同的、客观存在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形成了各地具有自身言语特征的语言现象。哲学研究中，对于一个概念的规范使用意味着，首先要确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确定概念的意义与指称。“在逻辑上，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其外延就越小；反之，内涵越小，外延就越大。“大华语”作为一个类概念，其内涵较少，即不具有具体语言的特殊性要素。”⑥由此可知，“大华语”这个概念具有较大的外延，也就是说在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