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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管理科学内涵及其实践进路 　　摘要：例外管理作为一种旨在提高群体社会生产效益的管理学理念、制度和原则，不仅蕴含着人类管理实践的理性共识，还对群体创新精神、诚信文化的孕育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更对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有着深层次的促进功效。它的形态虽然各异、作用效益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其对根植于“人治”视野下的基于身份认同的“熟人管理”模式的冷静检视和勇敢怀疑。当前，随着管理的压力和成本日趋增大，管理多元化、多样化的迫切需求日益强烈。重视和推崇例外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去除“管理强行政化”的色彩，还可以有效减缓“例外管理随意性”加剧的态势，继而起到对团队管理优化和创造力激发的作用。 　　关键词：“例外管理”；科学内涵；实践进路；管理优化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7-0048-03 　　例外管理①由管理学引入领导学，是指领导干部应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来处理首次出现、模糊随机、十分重要、需要立即处理的非程序化问题。而对于决策对象反复出现的，决策者已有固定的或例行的程序化问题，即常例，由于在领导干部意料之中，控制范围之内，所以，领导干部往往可以把这些常例的处理办法程序化，授权下属去处理，但并非领导干部就不处理程序化决策了。当然，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的界限不是绝对的，程序化决策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非程序化决策，领导干部需要善于分辨事件是否是常例，或者是否在意料的度之内，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决策。 　　一、例外管理的科学内涵及其价值考量 　　从例外管理最初的作用范畴来看，它是一种旨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益的管理学制度或原则；从它进入领导学领域的应用实践来看，它又是一种领导干部实施程序化、规范化决策的外在表现。[1]其核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例外管理的实现动因是从事生产活动群体中领导干部、下属基于管理行为效益的共通和共识，需要特定的、规范的、获得广泛认可的且受到一定约束和制约的运行模式来加以规制，而且必须经由内心信仰、具有相应执行能力的下属一丝不苟、确信无疑地去落实和执行。简单来说，例外管理的有序施行有赖于一定的客观环境，既包含有特定群体中人的思想认识水平，还要有能够科学制定执行“常例”计划的能力素养，更需要不折不扣、毫不走样地落实“常例”的能力。其次，领导干部施行“例外管理”常常要受到双重风险的考验。例外是相对常例而言的，它作用的对象是一些不确定的、模糊的非程序化管理问题。相比“常例管理”而言，例外管理一方面要承担因重心不在常例管理上而导致可能的管理失序、失败风险，另一方面还要承担例外管理所面对的那些非程序化问题可能隐含的决策风险。换言之，例外管理具有一定的成本和风险。再次，例外管理决不意味着领导干部放松甚至是放弃了管理职能，也并不必然会弱化领导干部的管理权威。领导干部虽然并不需要时刻对常例问题施行“事必躬亲”式的管理，但必须对“常例管理”是否按照“自己和决策团体”所预先设定的处理原则和模式“正常”运行保持必要的、足够的“关注”，实践中，这种“关注”指的就是领导干部对可交付的下属享有绝对的监督权力。这种绝对的监督权力，既是领导干部不直接参与下常例管理规范施行的有力保证，更是领导干部施行例外管理的重要保障。 　　前文叙及，“例外管理”是一个源自现代社会企业管理且极具功利色彩的旨在促进特定群体生产效益的行为准则，虽然它应用于实践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它的晦涩和弥新而存有任何怀疑的念头，也绝不能因为它是一个“舶来品”就在实践中贸然加以抵制，更不能因为害怕“领导权威丢失”其实这是个伪命题而在实践中下意识的加以摒弃。其实，“例外管理”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我国汉代，据史料记载，[2]汉代名相丙吉路遇命案而不顾，却对田间喘牛刨根问底。丙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杀人事件是一个有规可循、有法可依、有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的例行事件，而牛喘气却是一个偶发的例外事件，这种事件由于缺乏制度化、流程化的解决方式，而且没有专门负责的组织机构，处理失当很容易造成严重后果。丙吉问喘的故事不仅体现了例外管理的雏形，更折射出了“例外管理”的思想精髓，那就是放手流程内和例行性事件、专注流程外和例外事件的管理思想。笔者这里无心考究“例外管理”的“归属”问题，只是想说不论是我国古代先贤丙吉的古朴做法，还是近代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明确提法，例外管理之所以能获得人们的认可并具有相应的社会价值，是因为这一重要思想原则或制度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晶。它既是出于促进群体生产效益的功利之举，又是优化群体管理效能的创新之法，还是领导和下属诚实守信良性互动的自然结果，更是构建现代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1例外管理蕴含着理性共识。人类社会基于不同生产关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形成的管理理念、原则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