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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储蓄率之谜再探讨 　　摘 要：本文针对“中国储蓄率之谜”问题进行研究，探究中国储蓄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文中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并利用面板VAR模型得出了影响中国家户储蓄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文中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并利用面板VAR模型得出了影响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因素。研究认为，储蓄率具有一个滞后效应，即本期储蓄率很大程度上受上一期储蓄率影响。家庭中子女数与储蓄率具有正相关关系，而教育成本的增加则会对储蓄率产生一个负向影响。此外，工资增长率的增加会使储蓄率上升，而人均资本率的增加会使储蓄率下降。 　　关键词：中国储蓄率之谜；生命周期假说；面板VAR模型；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04-0008-06 　　一、引言 　　早在2000年，克雷（Kraay）就发现，中国的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有较少几个国家的储蓄率与中国接近）。也许有人会将中国的高储蓄率归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高增长，但莫迪里亚尼和曹（Modigliani和Cao，2004）发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由此，莫迪里亚尼和曹（2004）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中国储蓄率之谜。自此之后，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莫迪里亚尼和曹（2004）对中国1953―2000年的储蓄率进行研究，发现1970年时中国的储蓄率尚为2.02%，1978年后显著提升，到1994年到达最高点33.75%，然后缓慢下降，但到2000年时仍维持了23.55%的高水平，他们称这一现象为“中国储蓄率之谜”。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的OLS估计，他们发现长期收入增长率、人口抚养率的倒数、收入对长期收入增长率的偏差、通胀率均对家庭储蓄率有正的且显著的影响。堀冈和万（Horioka和Wan，2006）使用1995―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储蓄率受到滞后储蓄率、收入增长率、实际利率和通胀率的显著影响。他们预测，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储蓄率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美国尼尔森公司（2010）针对中国储蓄率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不应将中国的高储蓄率归因于中国人过于节俭；相反，他们认为，中国人在各个阶段生活成本比较高，人们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维持了过高的储蓄率。另外，他们认为信贷环境对中国高储蓄率也有巨大影响。夏蒙和普拉萨德（Chamon和Prasad，2010）使用1990―2005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水平展开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增长率对储蓄率具有正的且显著的影响，但人口结构变量、滞后消费增长率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纳巴（Nabar，2011）着重研究了实际利率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他认为中国家庭的储蓄决策建立在“目标储蓄积累”的基础之上；当真实利率下降（上升）时，一个家庭的现有储蓄积累降到目标值以下（升到目标以上），于是这个家庭会增加（减少）储蓄率来达到目标值。通过使用GMM方法对1996―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真实利率对储蓄率具有负的且显著的影响，并且在模型中加入人口结构变量、预防性动机变量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赵等（Chao等，2011）发展了夏蒙和普拉萨德的模型，建立了一个包含等变量的结构模型。他们使用1975―2005年的数据，发现收入增长率、生育率、预期寿命对储蓄率具有显著影响，但这些变量至多只能解释35%的中国储蓄率增长；在模型中加入为子女购买住房的因素之后，还是不能完全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高储蓄率增长。他们提出，模型不能解释的部分可能要归因于预防性储蓄动机。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制度、不确定性、收入等方面探究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而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本框架。 　　宋铮（1999）比较早地发现，收入的不确定性对于家庭储蓄有影响。他用标准差代表收入不确定性，发现收入的标准差与家庭储蓄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施建准和朱海婷（2004）认为，虽然存在这种关系，但并不十分显著。齐天翔（2000）的研究主要关注不确定性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提出了“倒U型假说”：不确定性出现时，理性人会正确预期到这一点，不会因为不确定性存在而降低基本消费水平；但由于风险厌恶，他会增加储蓄以预防不确定性带来的损伤；当不确定性过大时，他宁可增加当期消费也不冒险储蓄。作者对这一假说提供了数学说明和经验论证，但没有进行计量实证分析。汪伟（2008）使用GMM方法对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分别考虑了城镇和农村的情况。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增长率是储蓄率的首要影响因素；滞后储蓄率对于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均显著，居民储蓄表现出很强的惯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