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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式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摘要：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民族形式；民族化；大众化；文学；政治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4-0186-05 　　 　　从五四运动反传统的启蒙斗争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归传统的“大众化”、“民族形式”运动，再绵延至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化与民族化的漫漫长途中，上下求索了近一个世纪。 　　在文化政策更为宽容开放的今天，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新世纪的中国如何将自己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舞台。在此前提下重提“民族形式”的老话题，回顾历史或许能给予我们更深刻的反思和教训。 　　 　　一、“民族形式”论争始末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民族化问题，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初显端倪：周作人的大力研究我国民歌、民俗，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把眼光重新转向民间，都说明这群启蒙主义的时代弄潮儿在提倡西化的同时，同样注意传统民间文化的魅力。1930年6月《前锋》杂志社作家发表《民族主义运动宣言》，已是明确提出建立民族艺术的构想。抗战前期的“文艺大众化”、文协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更使这一要求深入人心。“民族形式”的讨论不过是新形势下的延续和扩大。 　　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此处提出的“民族形式”口号，其旨在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并非针对文艺问题而提出的，然以此为肇始，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从延安展开并迅速遍及陕甘宁、香港、重庆、桂林、晋察冀等地区。 　　1939年2月16日，周扬在《文艺战线》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态度》，号召作家积极转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要在对世界文化的关心中养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别亲切的关心和爱好。要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国际主义也必须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来表现。” 　　然而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内涵。颇有争议。郭沫若认为“在中国所提起的民族形式”，“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跟苏联的民族形式“以内容的普遍性扬弃民族的特殊性”是不同的。潘梓年却认为。“民族形式”问题不是大众化问题。而是中国化问题，是要求“整个新文艺品质的提高”。此外巴人在《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一文中归纳：“什么是‘气派’，什么是‘作风’?机械地说，‘气派’也就是民族的特性；‘作风’也就是民族的情调。……中国的作风与中国气派，在文艺作品上，是应该看作一个东西――种特征，而不是两件东西。”由此从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层面辨证地阐释了“民族形式”内涵。 　　在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形成了三派观点： 　　首先是向林冰率先提出的“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在充分肯定民间形式的前提下，认为新文艺“在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上，只应置于副次的地位”。 　　向林冰这种观点遭到了不少人的抗议：胡风认为：“民间形式”作为传统民间文艺的形式，不能作为新的文艺民族形式据以革新、发展的基础和起点，民族形式的创造只有适应于当代中国民族的现实斗争的内容时才涌现出来，“民间形式”在这里只能起借鉴作用；何其芳在《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中也明确表示：“目前所提出来的民族形式，不过是有意识地再到文学和民间里去找更多的营养，无疑地只能是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方向，而不是重新建立新文学。因此它的基础无疑地只能放在新文学上面”，形成了与向林冰观点截然相反的“新文学中心源泉论”一派，并包括葛一虹、叶以群、艾青等人。 　　第三种观点以郭沫若为代表，他明确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疑的，是现实生活。”并还要求“作家投入大众当中，亲历大众的生活，学习大众的语言，表扬大众的使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民族形式的新文艺。支持这一观点的还包括茅盾、周扬、巴人等。 　　 　　二、“民族形式”的探索实践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端，最先的契机是“五四”文学运动中外来思想文化的输入，因此“五四”文学主要是通过横向借鉴西方文学观念、技巧而建立起来的。尽管在语言变革上向人民大众水平靠近了一大步，但其明显的欧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