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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些用金钱买不来人生价值 　　初尝甜头――信息化管住处方划价 　　潘传迪1985年在药剂科参加工作，当时的药剂科，一切都是手工的。处方划价是一项日常工作，大家轮流来做。潘传迪刚到药房时，一个礼拜要划一天价。 　　“当时一张处方价格多少，收费处不清楚，需要药剂人员划价――患者拿来处方，划价人员打算盘算出价格，然后写在处方上，再在上面签个字。患者拿着划过价的处方到收费处，由收费处收费，这之后患者才能拿着处方到药房取药。这是以前的流程，我从1985年参加工作，一直到1995年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工作，需要划价员有个好记性。但是到1994年，药品调价特别频繁，这对划价员来说无疑成了一件头疼的事，很多人凭印象去划价，准确率大幅度下降，划价不准确成为问题。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处方很多，有的患者，特别是老患者，很清楚自己买的药多少钱，所以就不再通过药房划价员，而是自己把价格写上去，再模仿划价员的签字（划价员都是只签姓氏），然后直接缴费。自己划价，自己‘签字’，不用跑药房，价格还便宜。由于患者很多，在缴费和发药时，不易发现这个漏洞。”潘传迪笑着回忆。 　　正是那个时候，潘传迪已经成为药剂科副主任，管着门诊药房，药房划价不准确，老病号们钻空子，他开始琢磨起“破解之道”来。当时刚刚参加过计算机扫盲班的潘传迪，学会了DOS操作系统和Foxpro软件编程，他很直接地就想到“要用计算机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在当时的医院，全院都没有几台计算机，门诊药房想要申请一台计算机是不可能的事。这有什么难的？潘传迪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计算机。 　　“申请不到电脑，我就申请坏电脑。我把3、4台坏电脑中可用的部件拆下来，然后组装出一台可用的电脑。” 　　医院有电脑室，但那是为财务服务的。解决药剂科的问题，只能靠潘传迪自己了。 　　“自己投资买书看、琢磨。”潘传迪笑着回忆道：“有段时间药房夜班基本上我包了。夜班是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刚接班时挺忙的，十二点以后患者少了，我就有时间去研究电脑了。稍微休息几个小时，第二天白天就能跑书店。” 　　书店药房，药房书店，在两点一线的坚持中，潘传迪编出一个划价系统。“在划价系统中可以直接输入药品名称和数量，价格就会自动算出来。试用以后效果还可以，准确率高，速度也比打算盘要快。” 　　划价系统刚开始是药剂科自己用，“但患者还是要跑两趟――先跑药房，再跑收费处，流程还是没有得到简化，后来就把划价系统嵌入到收费系统中，让收费人员直接划价。” 　　但是问题又产生了。“比如说硫酸庆大霉素针，有的医生写庆大霉素针，这对我们药剂人员来说很简单，但收费员不知道，所以当时把这个系统交给收费人员后他们就很糊涂，觉得不好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潘传迪给系统中的药品加上别名，同时引入药品拼音和五笔首笔模糊输入法，划价系统好用了，收费人员再没有抱怨过。 　　一个简单的划价系统，精简了流程，方便了患者，管住了划价的漏洞，这是潘传迪第一次尝到信息化的甜头，也是他与信息科不解之缘的开始。 　　成功转行――到信息科“搞教学” 　　在1996年，任职药剂科副主任的同时，潘传迪就已经开始兼任信息中心主任。1998年，医院信息科成立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信息科第一任掌门。但这并不是谁都看好的“馅饼”――“刚开始的信息科只有三个人，而药剂科当时已经有五十几个人了。”潘传迪笑着说。 　　担心他有情绪，时任副院长谷定英特地找他谈话，潘传迪很乐观地说，“我一定会把信息科做好。”他和院长“谈条件”――要搞软件开发，要搞教学，要做科研。谷院长答应了。 　　“我很喜欢当老师，父亲当了三十几年校长，当老师是我最初的梦想。在药剂科的时候我有一些教学任务，带一些实习生，我很喜欢这个角色，学生跟我学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潘传迪说。 　　“做科研、教学、软件开发、软硬件维护，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学科建设，就是以学科建设模式发展信息中心，这是我个人认为非常正确的科室规划，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信息处现在有员工56人，开发了大大小小八十多个系统，负责温医一院老院区和有“亚洲最大单体建筑”之称新院区的系统维护。 　　留住人才――靠的是学科建设模式 　　以学科建设模式发展信息中心，在潘传迪看来，是从“人才”这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必然性。 　　“很多医院都做不到自己开发系统，一般是购买，或者委托开发。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人才！医院信息中心如果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话招人是很困难的，一是IT人员社会收入比较高，二是很多IT人员觉得到了医院会浪费自己的能力。而医院信息中心想留住人才更难！” 　　在潘传迪眼里，留住人才难，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人才走掉了，离开这里了”，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第二种――留下来不走的是水平不够的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