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碑审美追求研究.docVIP

爨宝子碑审美追求研究 　　摘 要：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新旧书风的交替期，在新旧书风相互影响的环境中，铭石书的形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新书风繁盛的东晋，这种新旧混杂的现象在铭刻书迹中表现很突出，隶书有楷意，楷书遗留隶书的痕迹，而《爨宝子碑》就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它以极高的美学价值流传于世。 　　关键词：爨宝子；魏晋；古拙；美学价值；审美追求 　　《爨宝子碑》全名为《晋故振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东晋义熙元年所刻，清乾隆四十三年在云南省南宁（今曲靖）县城南三十五公里扬旗田出土，现存曲靖县第一中学碑亭内。书体在隶书和楷书之间，以古拙庄重、浑厚丰腴著称，是东晋碑刻书法中的璀璨明珠。出土后，金石学家无不称赞，康有为对它评价颇高：《爨宝子碑》“朴厚古茂，奇态百出”“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当为正书古今第一本”。促使《爨宝子碑》书法风格的形成，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受魏晋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一、《爨宝子碑》的思想背景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政权频繁更迭，中央集权的约束力相对薄弱，为学术思想的空间留出了很大的想象力，文人和艺术家们采取一种隐逸和隔绝的态度，这种经常性的社会动荡中促使了人性的觉悟，使他们在精神和生活上对世俗社会进行超越。他们在政治上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便沉溺于精神上的享受，而传统儒家文化的统治力日渐式微。因此，这一时期的士大夫转向亲近自然，倾心艺术，思想上推崇“玄学”，这一思潮的兴起依然和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在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原，有竹林七贤等那样放荡不拘的高古之士，而在南中（当时对云南、贵州、川西南一带的称呼），封建统治相对薄弱，其约束力没有那么森严，从碑中对宝子的品评，对人生和命运的感叹，可以看出老庄思想对碑文作者的影响。 　　曲靖古称昧县，为滇中文明发祥地之一，是滇文化和中原文化沟通和交流之地。“大姓婴氏于四世纪末利用南中动荡的局势崛起于这里后，东晋南北朝最终形成割据的局面。这从《爨宝子碑》末立碑年月与当时东晋王朝的年号相左，即可看出婴氏‘奉正朔’是名，割据是实。”由此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和当地的交融有了隔阂，特别是二王的高古书风，在这里的影响不是那么有力，这是形成《爨宝子碑》异于其他书体的美学特征的外部因素之一。还有，这一带自古就是今彝族先民的聚居地，大的种族姓氏在移民中，凭借其文化、技艺、经验等各方面的原因形成地主豪强。经过长期与当地民族的融合，自身也就不免有夷民的文化，有的甚至和夷人结为亲家，政治上相互关照，文化上相互影响。在这种环境中，当地民族爽朗彪悍的性格，也给种族大姓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审美心理，这种美在中原礼教的约束下是不可能产生的，而只能出现于滇地这一特定的地域时空。 　　二、《爨宝子碑》的艺术特征 　　《爨宝子碑》用笔结构既有隶书的朴厚飞扬，又有楷书方整肃穆、行笔章法、规矩森严、端凝拙朴、参差错落的自然之态。碑中有很多笔画含有隶书的遗韵。横画，不是用汉代八分书横的仰俯多变的笔画，多用硬拙处理，具有隶书的波碟，呈雁尾状，但不全似。撇画，收笔处笔锋回转上翘，体势自然雄厚。捺画，尾部有挑势，呈向上伸展之意。钩画，尾部作慢转回锋。折画，转变处呈方形。碑中的用笔已具楷书的雏形。横画，起笔斜势，收笔圆顿。竖画，起笔逆入、侧顿，提转成斜尖之状。撇画，尾部渐行渐提成尖细状。捺画，下半部呈波碟，微带卷起之意。钩画，尾部作顿笔回锋踢出。碑中的用笔打破了传统用笔的规则，夸张大胆，横画，起笔、收笔都有翘起。撇画、捺画，多作上翘，飞扬活泼，静中求动。点画，呈三角形，顾盼多姿。折画，平起直落，质朴自然。 　　《爨宝子碑》显著的特点是形体和神似的塑造，变化多端的结构多彩而丰富。平稳中有险峻，舒展中有收敛，朴茂古厚，千姿百态，气度高华，饶有趣味。纵观此碑， 字的结体，以长方、正长为主，上下结构的字为竖长方形，左右结构的字成正方形，均呈四角饱满的块形，显得端庄和凝重。 　　《爨宝子碑》的字体结构以险取胜，上下结构的字形中，上半部笔画安排得很是紧凑，下半部笔画则疏明开朗，有的如带有“口、田、目”偏旁的部分，取健稳凝重的姿态。带点画和撇捺的部分，有飞龙起舞之势，但有一个支撑点，整体很平稳，这种独特的面貌，或疏可走马，或密不透风。相同的字，注重细节的变化，避免雷同。同样偏旁的字体，处理手法各不相同，如碑文中“浪”字，都有三点水，在点画的呼应关系上，稳稳地压住整个字体，使其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