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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美学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摘要：“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关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关键词：红色经典；历史语境；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37(2009)02-0045-03 　　 　　近年来，关于经典的阐述已从各个层面填充了“经典”的生产空间。从古希腊的kanon衍变成经典(canon)一词，此词语逐渐被引申为“规范”、“规则”和“法则”。《释名?释典义》的“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和《文心雕龙?宗经》的“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两个论断已初步指明了现代意义上的经典内涵，它不但指称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蕴含的宰制性意义。但是“红色经典”概念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论域中就遭遇了学术质疑，其命名也面临尴尬和危机。 　　 　　一、“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不言自明地进入合法的论述区域，并被认为是“1942年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做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个概念被纳入到宏大的生产空间中，成为文学史操作的日常项目。但持质疑意见的陈思和认为“‘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其所持有的价值尺度仍遵循了古典范畴，他认为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成为经典，就是从接受的有限性角度把“红色经典”排除在秩序牢固的经典序列之外。双方观点泾渭分明，从而引起了关于红色经典的界定争论。 　　抛开命名的漩涡，最核心的“红色经典”系列文本，是指1949年建国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背景、以革命斗争为题材内容的文艺作品，包括红色小说、红色歌曲、红色电影、红色戏剧(主要是“样板戏”)等等。其中最受“红色经典”拥趸者们瞩目的作品是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指《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八部作品)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小说和以《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智取威武山》、《沙家浜》等为代表的“样板戏”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红色电影与红色歌曲等等。可见，“革命斗争”是这些作品的支撑性意象，其中对于英雄主义的建构使“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政治流行文化成为民族共识。这也导致了“红色经典”的泛化，就是把以革命年代为时代背景、以英雄事迹或英雄人物为表现内容的所有经典文本，包括基于红色经典母本的各种衍生文本如影视剧、流行音乐等统统收纳。 　　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分歧在于是否按照传统阐释学预设意义上的“经典”来诠释“红色经典”，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追问红色经典首先是存不存在、要不要以及属于何种经典的问题，忽略了这个概念内部二元对立、融合的矛盾现场，把一个动态组合的概念拆成了两个极端，以致出现了两种争论，就像一个跷跷板，一上一下，似乎没有站在同一个话语平面进行和平共处的对决，以致争论陷入了单向思维。其结果便是用“红色经典”的政治亲和性和传播教诲功能来抵制经典恒久的艺术性品格，模糊了“红色经典”的出场语境和经典化身份。其实，“红色经典”只有两个维度：红色的和经典的。“红色的”更多地与历史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经典的”则要考虑到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从概念本身而言，“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外向性时代文化气息规定了“经典”的语境。 　　“红色经典”是一个政治历史概念和一个艺术审美概念的结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创作者初步糅合“文(诗)+史”的公式要素，追求“史诗”效果的流行做法，暗合了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以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谈到的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的创作理论取向。恩格斯要求文学创作达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红色经典”的创作意图就是再现革命斗争历史生活的“本质真实”，揭示历史(“已经实现的历史”)和现实(“正在行进的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塑造一批富有历史感召力的人物形象。但过于尖锐的史诗情结驱使这批作家并没有从经典创作本质上抵达恩格斯双重标准。带有特定时代印记的“史诗”观念和创作追求过多耗散了文学创作原生滋长的艺术意蕴，任“红色”成为“经典”的宿命性限定，由此导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