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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从文30年代的书评创作角度下看其文学观 　　摘 要：沈从文30年代创作最为丰盛，此时期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一个极富独特文学意味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学生涯的高峰期与转折期。在这一时期，他逐渐地摆脱了初期的幼稚，其创作变得较为成熟，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与此同时，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也作出了不小贡献，创作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书评文章。书评创作作为沈从文30年代创作的组成部分，生动反映了其在特殊时代背景的创作理念和思想情感，充分显示了他的创作个性、鲜明的作品特点以及特定的文化审美价值，体现出他对文学的独到见解，接下来文章就试着通过对沈从文30年代的书评创作文本分析探究其中隐含着的作者独特的文学观。 　　关键词：沈从文 书评 文学观 　　一、文学政治化倾向的排拒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无产阶级与自由主义?芍治难?思潮相对立，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之间对峙和互渗。作为京派文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沈从文是一位推崇超政治文学观，坚持文学独立自由立场的文学家。沈从文特别重视文学的独立性，他在30年代对各种追求文学功利目的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排拒与批评。 　　一方面，他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反对让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主张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追求纯粹文学，这就与左翼文学的文学主潮背道相驰。坚持文学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是沈从文文学观的核心。他继承了“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的文化精神，重视文学的自身独立和作家的独立人格思想，为此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他既不赞同国民党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也同样反对左翼文学把“群众革命”挂在口边的做法，他认为作家应当具有自己的个性和创作思想而不是随波逐流。在1936年11月，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家间需要做一种新运动》，指责文学创作中题材、内容、风格“差不多”现象，其原因在于“记着‘时代’忘了‘艺术’”，号召“作家需要有一种觉悟，明白如果希望作品成为经典，就不易将他媚悦流俗。”这就体现了沈从文对左翼文学的不满，抨击了当时很多作家只顾一味模仿复刻而缺乏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差不多”文学现象。实际上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总是将体现时代精神（政治方向）当做写作的目的，而文学成为政治的点缀品。1937年2月21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刊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这就明确的表现出沈从文对文学政治化的厌恶之情，期望文学创作保持其独立性与纯正性。 　　二、文学商业化观念的抨击 　　另一方面，沈从文不但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而且同样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倾向。其观点体现在他对上海白相文学的批判之中。早在1933年，沈从文就在《大公报》上著文抨击当时文坛上的不良作风，即所谓的“海派”文学作风，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撑着所谓文坛的局面”（玩票：旧指业余演戏 白相：方言，游戏、玩耍 白相人：方言，无业游民、流氓）。随后，他又写了《论“海派”》，给“海派”下了定义，认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随后许多上海作家左翼作家出来反驳论争，从而演变成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反对和抨击的是盛行在当时文坛上不端庄、不严肃的玩票白相文学作家的写作方式，这些作家把文学当作游戏以及赚钱的工具，为了获得利益，想方设法去迎合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以这样的目的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最终沦为金钱的娼妓，商业社会的消遣品。此时作家已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失去严肃认真的文学创作态度，腐蚀社会人心的作品也大量流传于市面，消费性和商业化写作这种不良习气、不良作风弥漫于当时文坛。沈从文对上海白相文学的尖锐批评在其30年代书评创作中有所体现。沈从文在1935年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论穆时英》一文中指出，“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其原因在于“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作品一味描绘都市世界的热闹与华美，虽然铺叙很广、字数很多，但也遮掩不了作品的空洞与浮薄；虽然作者所涉笔的人事极广，但由于其对于人生、都市爱情的了解不够深刻，作品呈现也只是文字的拼凑，理解也只浮于表面。同时，沈从文认为穆时英的作品是“假艺术”，是“适宜于画报上作品，写装饰等杂志作品，写妇女、电影、游戏刊物作品。”“这些作品若登载上述各刊物里，前有明星照片，后有‘恋爱秘密’译文”，中有插图”“有主顾定出货的趋势。”“作品以都市男女为主题，可说是海上传奇。”沈从文为什么会对穆时英作品有这样描绘？旨在批判什么？沈从文一直推崇严肃认真的文学创作态度，与此截然相反，作为海派文学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