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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到学堂 　　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东方古国的雍容华贵，慢慢地零落以尽。中国封建教育的空疏无用、腐朽没落的本质日趋显露，已到了山穷水尽、行将就木的时候。可以说，中国教育近代化这个历史命题，从某种角度上是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所推出的。 　　清代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因袭明代旧制：学校与科举相辅而行，且偏重于科举。科举取士是封建统治阶级以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各级儒学和书院不过是科举乡试的入门阶梯，学校名存实亡。科举知识分子为获取功名利禄以读“四书五经”和参加科举考试为手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功名意识，“代圣人立言”、“经术既明，取青紫如拾芥”的经学意识，“忠孝节义”的纲常意识，便是科举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和伦理观念。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风云骤变、民族危亡之际，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 　　危机孕育着新生。改革传统教育必须从废除科举制度开始。科举制度不适应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科举名额限制造成了知识分子出路狭窄。科举的三个层次―秀才、举人和进士都有名额限制。秀才的名额一般是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举人名额以省为单位，一般大省80～90名，中等省60～70名，小省30～40名，每科全国约录取1200多名，考取进士的更少。有人统计，每届投考者总有6000～7000人之众，录取率约为3％。这就是说，大约有97％的举人是不能取得进士功名的。许多人皓首穷经，老死考场。其二，考试内容不可能为中国社会提供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知识和人才。科举制度只是把社会各阶层的人才吸收进封建政权，造成人才流向的单一化，读书人除了彻底依附这个政权别无他途。因而它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近代思想文化意识的严重障碍。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得第之心……学堂绝无大兴之望。”“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因此，他们要求：“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但由于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赖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以维护封建纲常伦理、恪守祖制的重要手段，所以，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又由于科举取士制度是中国封建传统读书人赖以晋升的唯一途径，所以封建顽固派对科举制度改革与废除的阻挠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一代开明之士就已提出了废除科举制度的主张，但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才得以真正废除。其过程之艰难，可见一斑。 　　清末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科举考试内容。1887年始将算学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这是实行科举以来第一次将西学列人科举考试科目。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先后上折奏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得到采纳。戊戌政变后，八股取士一度复活。1901年，清廷为了推行“新政”，又明令废除八股取士。科举的形式方面虽有一些改变，但科举的封建性，束缚知识分子思想自由，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当时有应经济特科考试者，只因文卷有“卢骚”二字，竟被除名。第二阶段，递减科举取士名额。改科举、兴学校，已是清末“新政”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一些政府官员和封疆大吏，为表达他们对“新政”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的拥护和支持，他们不满足废止八股，改试策论，而纷纷奏请递减科举取士名额。第三阶段，废止科举取士制度。科举虽经改革，但仍与学堂并存。科名出身仍对学生有强烈的诱惑力，所以学生不愿人学堂，影响当时急需的大量新式人才的培养。清廷迫于形势，于1905年9月2日明令废止科举。至此，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完备于唐，盛行于明、清的科举制度，经历了1300年之久，终于完全废止了。这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而兴办新式教育，确立教育宗旨，建立近代学制，是与科举制度的废除互为条件的。洋务派在同西方列强的交往中，逐渐认识到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才能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在教育上，主张学西学，兴办新式学堂，实施具有近代科学技术内容的新教育。自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开创了兴办外国语学堂的先河。继设该馆之后，为了适应培养西文和西艺的各种人才的需要，洋务派还兴办了各类新式学堂：一类为外国语学堂，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二类为军事技术和其他技术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广东实学馆、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三类为军事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洋务派创办新式教育，开设了英、法、德、俄、日等外国语课和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课程，还效法西方采取班级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