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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建构原则与构成要素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中国经济力量提升相伴而生的是，中国对于世界的整体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由此我国高度重视中国文化软实力问题，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那么，如何真正提升文化软实力，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其内涵的把握。文化软实力研究性质上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决定了对其量化必然存在着一些理论的困境，为此，建立一种指标体系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确立指标体系的建构原则，从而在构成要素的逻辑展开中，把握指标的构成要素。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指标原则； 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5-0145-03 　　 　　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尺，将其纳入国家整体实力的评估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标准”的做法。在我国，明确地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这一新高度，并纳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整体战略中，是由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 　　当前，作为“实体”的中国文化软实力正处在一种“生成”之中，其中尚未成熟或仍待培育的任务非常之重。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道路处在急需研究反思与完善的阶段。同时，作为“理论”的中国文化软实力正处在一种“探索”之中，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表层化的研究替代与占据着深层的研究努力，从而使得这样一种被看作是“应景”的课题“作业”，缺失了“国家高度”的文化软实力研究，越来越理论化而无操作性。当然，这也与文化软实力自身的研究性质有关，它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却被我们诉诸于自然科学的量化标准，将其带入到“可操作化”的实证研究之中，但这种努力可以为中国发展提供一定的衡量标准，并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提供一套发展指数。 　　 　　一、 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内涵与指标原则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soft power”概念。但是它对于这样一个概念的界定也是不同的。在1990年发表的《Soft Power》一文中，他指出，“同化权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 2002年他又在发表的《Why military power is no longer enough》一文中，指认它的实质在于“让别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在他看来，“soft power”的三种主要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soft power”在国内被翻译成“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等，对此有学者提出一些争论，本文认为，提出文化软实力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翻译问题”。将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转译为“软实力”本身有一个语境置换的问题。“soft power”提出主要基于美国国力的下降，从本质上来说，约瑟夫?奈讲的的确是一种权力，而非实力。“软权力”不能包含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跨国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因为他们也有各自的影响力。“软权力”翻译经过了“中国化”的改造之后，“文化软实力”更加切近中国的和谐世界共处的涵义，而去掉了约瑟夫?奈“文化软权力”中的霸权色彩。当其被转译为各个国家的语汇时，均成为了一种“国别性”的概念。在中国学术界，译为“软实力”的则意味着从原先的“软权力”一种强调“控制”“他者”的视野（虽然是一种吸引而非强迫）下行到一种强调自身“实力”而与“他者”“共生”的理念转换，从而具有中国特色气派。这一转换实质在于：与西方文化软权力区别开来，建构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这就标示着：第一，是非零和式的“共生”。第二，从主张的本国的现实利益（本国向度）到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和平做出贡献也是一种长远和根本的国家利益（世界向度）。第三，逐步确立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2］ 　　从上述的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内涵”的“和谐纬度”，并本着为有效评估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要素进行指标性的建构。文化软实力指标建构应该遵循的原则。 　　1． 系统性原则 　　按照文化元素多重性，必须涉及到体制文化、传统文化、观念文化、外交文化等等。同时，在每一个文化要素的内部，还存在着自己的一个整体系统。把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系统工程，在其指标考察上必须注意到，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及之间的相互关联、还要从系统的功能上，区分出文化软实力自身的系统的功能上作出一定的划分。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